12月6日，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

然而，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同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叙利亚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落伍了，甚至沦为动荡、落后的代名词，同其辉煌的历史形成明显反差。中东是全球最动荡的地区，叙利亚又是中东政变最多的国家。从1946 年叙利亚独立到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当选总统，短短24年时间叙利亚经历过 10 次政变。还有一种说法，这期间叙利亚实际上发生过21次政变。排在第二位的伊拉克，发生了4次政变，被远远甩在后面。“太阳初升，万物初始，生之气最盛，虽不能如传说中那般餐霞食气，但这样迎霞锻体自也有莫大好处，可充盈人体生机。

叙利亚动荡，是内因与外因相互叠加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结果。

工业化和国族国家（nation state）被视作现代化的两大支柱，叙利亚在这两个方面都严重滞后。特别是在国族国家的建设进程中，叙利亚迄今没有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现代国族国家，缺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族文化和强烈的国家认同，被称为“散装的国家”。这是叙利亚动荡最主要的根源。

国族一般指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基于共同的血统、历史传承的领土、语言、宗教、历史记忆、政治制度等因素，不论这些共同点是事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他们自认为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应当或已经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近现代以来，同中东其他国家一样，在西方文明的裹挟下，叙利亚匆匆忙忙迈进国族国家时代。萨拉德·阿扎米1999年在《阿拉伯的梦想乐园》一书中说，在现代化的外壳下，阿拉伯文化的内核仍然是部落、教派和族群。在一个国家内部，宗教、部落、家庭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往往导致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分裂，会削弱国家主权，威胁国家稳定与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叙利亚内部的宗教、部落，往往同其他国家的宗教、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跨越国境的文化认同。在国家危难时期，这种内外勾连的文化认同非常危险。

叙利亚不是一个成熟的国族国家，最典型的体现就是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1946年叙利亚摆脱法国的委任统治，取得真正的国家独立。之前，叙利亚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过，民众对国家领土的认知模糊。1918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当地人提到叙利亚时，指的是“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甚至还有伊拉克西部的部分地区。叙利亚人民、政党对国族、国家的认同感不强，而是普遍支持阿拉伯国族主义，渴望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阿拉伯人民的阿拉伯国家。

1950年5月通过的叙利亚新宪法明确提出，叙利亚是阿拉伯国族的一部分，要努力建立单一的阿拉伯国家。当时，叙利亚政府处在混乱崩溃的边缘，1949至1955年经历过5次领导人更迭，美国、苏联都在叙利亚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美国、英国组建了亲西方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都是其成员，对叙利亚形成了包围之势。

当时，叙利亚议会中的阿拉伯复兴党和共产党，争先恐后地巴结埃及领导人纳赛尔，想借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提升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同时抵御西方干涉。复兴党的口号本来就是“同一个阿拉伯国族，同一个使命”，主张所有阿拉伯人民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理念上更接近纳赛尔的思想。1957年，复兴党和共产党都向纳赛尔提出叙利亚、埃及合并的建议，竞相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当时叙利亚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军队手中，复兴党和共产党只是议会中的两个大党，没有实权，合并提议只是空头支票，并没有人当真。

然而，叙利亚军方很快开始介入合并议题，热情比两个政党还高，合并的前景变得真实起来。1958年1月12日，叙利亚总参谋长阿非夫·比兹里率领13名高级军官飞往开罗，直奔纳赛尔官邸商讨合并事宜。在大马士革，代表团飞机离开后，叙利亚政府才获得消息。财政部长哈立德·阿兹姆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纳赛尔接受了这个提议，叙利亚将会消失；如果他拒绝了，叙利亚军队将占领国家机关，推翻政府和议会。”

叙利亚政府慌忙派外交部长萨拉丁·比塔尔赶到开罗，打探消息。没想到萨拉丁·比塔尔一到开罗就激动起来，摇身一变，作为政府代表参加了谈判。叙利亚党、政、军代表齐聚开罗，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纳赛尔。面对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纳赛尔困惑不解。尽管纳赛尔一直鼓动阿拉伯国族主义，但他的重点是阿拉伯团结，没敢想国家合并这么激进的事情。何况，叙利亚和埃及并不接壤，中间隔着以色列、巴勒斯坦，合并为一个国家很难管理。最终，在利益、荣誉面前，纳赛尔顺水推舟，顺便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叙利亚与埃及完全合并，解散叙利亚政府、政党，叙利亚军队接受埃及人指挥。

纳赛尔的合并方案剥夺了叙利亚复兴党、军队的权力，但复兴党和军队的代表竟然同意了。10天后，他们兴高采烈地带着纳赛尔的方案返回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主动要求被埃及兼并，这在主权国家历史上闻所未闻。

正(zheng)是(shi)因(yin)为(wei)内(nei)部(bu)缺(que)乏(fa)凝(ning)聚(ju)力(li)才(cai)让(rang)外(wai)部(bu)国(guo)家(jia)的(de)干(gan)涉(she)有(you)可(ke)乘(cheng)之(zhi)机(ji)第(di)一(yi)次(ci)世(shi)界(jie)大(da)战(zhan)结(jie)束(shu)后(hou)法(fa)国(guo)获(huo)得(de)对(dui)叙(xu)利(li)亚(ya)的(de)托(tuo)管(guan)权(quan)法(fa)国(guo)首(shou)先(xian)将(jiang)黎(li)巴(ba)嫩(nen)从(cong)叙(xu)利(li)亚(ya)分(fen)离(li)出(chu)去(qu)以(yi)便(bian)在(zai)黎(li)巴(ba)嫩(nen)建(jian)立(li)一(yi)个(ge)基(ji)督(du)教(jiao)国(guo)家(jia)然(ran)后(hou)法(fa)国(guo)又(you)在(zai)叙(xu)利(li)亚(ya)境(jing)内(nei)实(shi)施(shi)分(fen)而(er)治(zhi)之(zhi)的(de)策(ce)略(lve)一(yi)度(du)将(jiang)叙(xu)利(li)亚(ya)划(hua)分(fen)为(wei)六(liu)个(ge)自(zi)治(zhi)行(xing)政(zheng)单(dan)位(wei)法(fa)国(guo)支(zhi)持(chi)库(ku)尔(er)德(de)阿(e)拉(la)维(wei)等(deng)少(shao)数(shu)族(zu)群(qun)制(zhi)衡(heng)多(duo)数(shu)族(zu)群(qun)逊(xun)尼(ni)派(pai)穆(mu)斯(si)林(lin)叙(xu)利(li)亚(ya)独(du)立(li)后(hou)约(yue)旦(dan)国(guo)王(wang)阿(e)卜(bu)杜(du)拉(la)一(yi)世(shi)梦(meng)想(xiang)建(jian)立(li)由(you)约(yue)旦(dan)叙(xu)利(li)亚(ya)黎(li)巴(ba)嫩(nen)和(he)巴(ba)勒(le)斯(si)坦(tan)组(zu)成(cheng)的(de)大(da)叙(xu)利(li)亚(ya)由(you)自(zi)己(ji)当(dang)国(guo)王(wang)但(dan)埃(ai)及(ji)反(fan)对(dui)约(yue)旦(dan)的(de)计(ji)划(hua)两(liang)国(guo)在(zai)叙(xu)利(li)亚(ya)国(guo)内(nei)支(zhi)持(chi)不(bu)同(tong)的(de)派(pai)别(bie)介(jie)入(ru)叙(xu)利(li)亚(ya)内(nei)斗(dou)叙(xu)利(li)亚(ya)国(guo)内(nei)的(de)政(zheng)治(zhi)派(pai)别(bie)也(ye)游(you)走(zou)于(yu)埃(ai)及(ji)与(yu)约(yue)旦(dan)之(zhi)间(jian)同(tong)时(shi)美(mei)国(guo)和(he)苏(su)联(lian)也(ye)都(dou)插(cha)手(shou)叙(xu)利(li)亚(ya)事(shi)务(wu)将(jiang)叙(xu)利(li)亚(ya)视(shi)为(wei)中(zhong)东(dong)小(xiao)冷(leng)战(zhan)的(de)主(zhu)战(zhan)场(chang)1(1)9(9)4(4)9(9)年(nian)美(mei)国(guo)策(ce)划(hua)了(le)叙(xu)利(li)亚(ya)独(du)立(li)后(hou)的(de)第(di)一(yi)次(ci)政(zheng)变(bian)此(ci)后(hou)政(zheng)变(bian)在(zai)叙(xu)利(li)亚(ya)政(zheng)治(zhi)中(zhong)如(ru)同(tong)家(jia)常(chang)便(bian)饭(fan)

地雷纷纷引爆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老阿萨德）担任总统后，通过“纠正运动”，彻底改变了叙利亚“习惯性政变”的局面，叙利亚进入长期稳定时期。一个肌体强健如虎豹的中年男子，穿着兽皮衣，皮肤呈古铜色，黑发披散，炯炯有神的眼眸扫过每一个孩子，正在认真指点他们。

阿萨德是如何稳定一个“散装国家”的呢？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老阿萨德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

其一，把关键职位分派给受信任的人，他们主要来自阿萨德的家族、教派和族群。军事、情报和安全部门，全部由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成员亲自掌控。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一批叙利亚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中，阿拉维派占据80％至85％，绝大多数军队指挥官由阿拉维派担任，而作为什叶派分支的阿拉维派，实际上只占叙利亚人口11％。

其二，拉拢逊尼派商人，权力和金钱结盟，形成所谓的“军商复合体”；政治精英将政府合同转交给商人，收取回扣，商人不仅获得合同，而且垄断外汇、特许经营等利润丰厚的行业。

其三，建立多个平行、重叠的军队、情报和安全部门，让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竞争，总统分而治之，没有一个强力部门有能力挑战总统。

老阿萨德将自己置于国家权力的中心位置，政府、政党都从属于阿萨德的个人权威，复兴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也随之式微。据说，叙利亚政坛流传一个经典故事，当时的总理对总统的某个观点表达了异议，被哈菲兹总统瞪了一眼，结果心脏病发作，送到贝鲁特治疗。这样的传闻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特殊背景：叙利亚是靠老阿萨德一个人凝聚、团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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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叙利亚大马士革，人们拆除街头的哈菲兹·阿萨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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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爆发后，反政府武装从四面八方围攻大马士革，叙利亚政权危在旦夕，似乎要步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政权更迭的后尘。然而，叙利亚地处中东十字路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全球、地区大国都不愿袖手旁观。长期以来，叙利亚是伊朗的盟友，于是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美国都想借机推翻叙利亚政府，削弱伊朗的影响力。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则基于相同的逻辑起点，走向相反的方向，要全力保住叙利亚政权。土耳其则担心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库尔德人同频共振，于是一边出兵叙利亚，一边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国内族群矛盾、宗教对立、阶级差异和地区分立交织在一起，地区大国与全球性大国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不同反政府派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乘乱而起，在叙利亚“建国封都”。叙利亚因其“散装国家”的特性，成为“阿拉伯之春”中最动荡的国家。一个肌体强健如虎豹的中年男子，穿着兽皮衣，皮肤呈古铜色，黑发披散，炯炯有神的眼眸扫过每一个孩子，正在认真指点他们。

12月15日，叙利亚大马士革梅泽军事机场，一幅遭破坏的巴沙尔·阿萨德海报。本文图/视觉中国

在阿萨德政府摇摇欲坠之时，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掌握了叙利亚的制空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派出地面部队，从空中和地面上帮助叙利亚，小阿萨德终于扭转局面，收复失地，控制了叙利亚70％的领土。2020年，在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的斡旋之下，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内战虽然按下暂停键，但是政治和解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双方都在伺机而动。

这之后，表面上看，阿萨德政府处于有利位置。美国、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放弃将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作为目标，阿拉伯国家更是纷纷恢复同叙利亚的正常关系，土耳其频频寻求同叙利亚政府谈判，一度传出连美国都考虑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机会的天平实际上倾向了反政府武装，因为内战已经从物质、精神上把阿萨德政府掏空了。

持续十余年的内战中，50万人死于战火，13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650万难民逃到国外。据说，由于货币严重贬值，2024年大马士革大学教授的月收入只能折合20多美元，不少民众的月收入甚至只有区区5美元。

2024年11月27日，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反对派发起反攻，短短12天时间就推翻了执政54年的阿萨德家族，叙利亚政府、军队像是“被一口气就吹倒了”。阿萨德政府成为中东最后一个被推翻的共和制强人政府。

目前，叙利亚已经进入权力过渡阶段，“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承诺，愿与国内各派别、全球各国合作，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政府，似乎百年悲情的叙利亚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在中东，权力转移很少能够和平进行。2011年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下台，迄今利比亚仍然处于内战状态；2003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被推翻，伊拉克也经历残酷的长期内战；也门总统萨利赫2012年被迫辞职，也门今天也在内战之中。

鉴于其国家特性，叙利亚成为例外的可能性较小。半个多世纪前叙利亚总统和埃及总统的对话，如今成为摆在朱拉尼面前的现实命题。

发于2024.12.23总第116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叙利亚：文明古国的现代悲情

作者：牛新春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