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叙利亚国民大会推举的费萨尔国王被废黜，叙利亚和黎巴嫩接受法国委任统治。欧洲殖民者建立了阿拉维州、阿勒颇州、大马士革州和德鲁兹州，于1922年组建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联邦”。这些地区的人为划界，为叙利亚后世的统一和分裂埋下了伏笔。1925年，叙利亚联邦改组为叙利亚国。1930年，叙利亚第一共和国成立，但依然没有摆脱法国控制。1944年1月1日，黎巴嫩脱离叙利亚成为独立国家。1946年4月17日，英法军队撤出叙利亚，这一天成为叙利亚官方定义的独立日和国庆日。

复兴党政权面临内忧外患

独立不必然意味着光明。挣脱殖民者的束缚后，叙利亚境内的各个民族和派系无法回到从前，面临现代化竞逐的世界。东西方阵营深陷冷战，以亚非拉为代表的广大第三世界掀起了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浪潮。诞生自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震撼着众多新生国家；两股力量合流，催生了“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在中东，这股潮流体现为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孕育了“复兴社会主义”。

复兴社会主义在叙利亚的兴起有独特的内外部动因。1949年3月30日，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发动政变，推翻总统库阿特利，这也是叙利亚现代史上的首次政变。当年8月14日，胡纳维和沙史克等人联合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再度发动政变，将扎伊姆处以极刑。当年12月19日，沙史克迫使胡纳维下台。由此，叙利亚政局进入急剧震荡期。

同时，受前两次中东战争刺激，中东的左翼泛阿拉伯主义浪潮达到顶峰。复兴党在1954年的选举中赢得了15%的选票和142个议会席位中的22个，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民族主义政党，也是仅次于赢得30席的保守民族主义人民党的第二大政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3年后叙利亚退出，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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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党是由少数教派阿拉维派主导的，追求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纲领强调反对美国和以色列，领导阿拉伯民族走向复兴。然而，除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敌视，复兴党的共和主义底色与阿拉维派统治人口更多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结构，引发了沙特、约旦等逊尼派主导的君主制国家的不安。叙利亚内外部环境可谓危机四伏。

时光流转，2000年，老阿萨德行将就木。由于原本的接班人、家族长子巴西勒·阿萨德意外去世，改由在英国求学的巴沙尔·阿萨德接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时年34岁，原本想成为一名眼科医生。执掌表面和平、隐患重重的叙利亚，对他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从“阿拉伯之春”到“叙利亚之冬”

叙利亚政权更迭的火种，是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期间燃起的。彼时，强大的反政府浪潮席卷中东，叙利亚的局势尤其复杂——不仅西方虎视眈眈，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等区域强国也视其为眼中钉。世俗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思潮，既让坚持犹太民族主义的以色列坐立不安，也让沙特如坐针毡。因此，“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世界都寻求推翻叙利亚政权，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等纷纷将叙利亚除名。域外大国的干涉，让叙利亚成为代理人战争的舞台，催生了无穷无尽的内乱，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显然，他是自己凑过来的，混在了年长的孩子中，分明还不应该出现在这个队伍里。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秩序的瓦解和犬牙交错的宗派矛盾成了极端主义的土壤，当“伊斯兰国”（IS）的黑旗在叙利亚升起，各方不得不暂时放下阿萨德，优先打击IS。此后，伊朗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介入叙利亚内战，加上部分反对派暴露出极端主义属性，甚至公开与恐怖分子合流，西方要求阿萨德下台的调门才逐渐降低。

美国、以色列和土耳其没有放弃在叙利亚推动“政权更迭”。海湾国家的立场则有些微妙：虽然让叙利亚在2023年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但没有完全停止对叙反对派武装的支持。阿萨德依然是叙利亚总统，但他逐渐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可以说，自从13年前战乱降临，叙利亚“改朝换代”的种子就生根发芽。贫困和暴力一直未曾远离这片土地，“阿拉伯之春”注定将走向“叙利亚之冬”。

政权更迭不意味着战乱停歇

在中央政府衰弱、外部势力介入的背景下，叙利亚境内出现了反政府势力“山头林立”的局面。据报道，在这次叙利亚政权更迭的过程中，一些武装力量发挥了较大作用。其中，“沙姆解放组织”由因加入基地组织而被捕、2011年获释的穆罕默德·朱拉尼领导。2024年11月底，“沙姆解放组织”率先发动了最终击垮阿萨德政权的攻势。确切的说，这是一株雷击木，在很多年前曾经遭遇过通天的闪电，老柳树巨大的树冠与旺盛的生机被摧毁了。

从时间线上看，11月27日前后，效忠于阿萨德的叙利亚军队与从西北部伊德利卜地区出发的“沙姆解放组织”爆发冲突。数日后，“沙姆解放组织”突入战线后方，导致叙利亚军队出人意料地溃败，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随即易主。12月2日，“沙姆解放组织”与东部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达成协议，派遣主力南下并于3日攻占哈马市外围阵地，两天后顺利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至此，阿萨德的军队已经失去对局面的控制，被迫将东南部的驻军调回大马士革-霍姆斯一线。原本在叙利亚-约旦边境地区据守的“叙利亚自由军”闻风而动，开始接收原本由叙利亚军队控制的大片地区。

由于叙利亚军队全线收缩，幼发拉底河沿岸连带同伊拉克的边境口岸落入“叙利亚民主力量”之手，断绝了阿萨德政权接受伊朗和伊拉克什叶派援助的可能。最致命的打击来自西南部：原本向阿萨德政权投降的“叙利亚自由军”势力再度抬头，于12月7日占领德拉、苏韦达两省，截断了连接霍姆斯与大马士革的公路，与其他武装力量联手包围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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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场持续仅半个月的事变，政权的更迭有其必然性。由于多年战乱，叙利亚已跌落至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即使是公务员和职业军人也经常领不到薪水，供水和供电难以保证。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反对派“盟主”、“沙姆解放组织”首领朱拉尼试图改头换面。政权更迭并不意味着外部力量会停止对这片土地的干预，大马士革城头改旗易帜或许不是和平的开始。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