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哭了

第六次面对被押上被告席的余华英，杨妞花表情已经没有太大的波澜。她说，曾经想象过，余华英或许能意识到拐卖儿童犯下的错，而自己也能找个理由原谅对方。

然而在过去五次开庭时，余华英极力狡辩、推脱罪行，甚至用凶狠的眼神盯着她。如今，她唯一的心愿，就是余华英能得到重判。

在今天的庭审开庭前，余华英曾两度被判处死刑。2023年9月，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后，贵阳中院在今年10月重审一审再次判处死刑，余华英亦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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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英当庭否认并反问：“我拿开水烫你的头，为什么你的头发还在？”

当被问及是否有其他拐卖儿童的行为时，余华英反驳：“你要觉得有，你就去找，找出来你来抓我。”

到了快宣判结果时，余华英似乎害怕了。

杨妞花注意到，在死刑判决宣布之前，坐在被告席上的余华英双手用力撑在桌子上，才能勉强挺住身体。

而当法官宣读完死刑判决时，余华英哭了，最后，掉着眼泪的余华英被法警带走。

死刑之路

法院审理查明，余华英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王加文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等地流窜作案，物色儿童进行拐卖，得手后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他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17名。

在余华英的供述中，她决定拐卖小孩，是因为龚显良的一句话。

大约在1992年，丈夫王加文被公安机关抓了后，她独自一人到了四川省大足县（现在为重庆市大足区）一家面馆打工，认识了龚显良。“龚显良说他在邯郸有门路可以把小孩卖掉，提议说带小孩去卖，我就同意和他做这个事情了。”

据央视新闻报道，余华英与龚显良在同居期间生下一名男孩。通过中间人把私生子送到河北邯郸、换得5000元报酬后，她开始做起拐卖儿童赚钱的“生意”。

1993年正月初七，在贵州遵义，在家附近的火车站站台上捡酒瓶的6岁男孩蔡某胜被余华英拐卖。不到一个月后，安顺市的谌江海和哥哥也被余华英拐骗到贵阳。年纪较大的哥哥被留在了游戏室，而5岁的谌江海则被拐到河北邯郸卖掉。

作案时，余华英常常挑身边没大人看管、年纪小的男孩下手。1994年7月，5岁的肖某俊在百子桥上与哥哥玩耍时，被余华英以“买冰棍吃”为诱饵带走，同样被卖到河北邯郸。当年10月，安顺的王某龙、王某能两兄弟亦被余华英拐卖。

余华英曾供述称，龚显良跟她说，做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这个想法正中她的下怀。仅1995年和1996年，她和龚显良在贵阳、都匀和重庆三地拐走了7名儿童。

因为没找到“条件合适”的男孩，余华英决定拐走邻居家5岁的女孩杨妞花。1995年冬天，趁着家里的大人不在，她把杨妞花带到了贵阳火车站，坐火车前往邯郸。随后卖给了一户人家。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余华英把儿童当作商品任意买卖，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时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致使亲情离断，难以弥补，有的父母为此身患疾病，甚至郁郁而终。

前述法院认为，余华英还在本案五起犯罪中同时拐卖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名儿童，2004年因拐卖另外两名儿童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部分判赔合理，审判程序合法。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依法作出死刑裁定。” 几名老人先后开口，他们或蹙眉或深思，讨论最近的一些危险征兆，觉得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这是最后一战，余华英得到的答案是判处死刑！”走出法庭的杨妞花用尽力气高喊。她想把这个结果说给更多的人听。她称，希望能够拿到判决书，到父母的坟前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三年真的太累了，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其他人也都露出异色，眼神火热，但很快又都熄灭了眸中的火焰，那种东西不是他们能得到的，远在山脉最深处，没人进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