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投身祖国三线建设的代表之一，戴受惠风华正茂时，在核燃料及材料领域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2003年，71岁的戴受惠超龄退休。如今，已是鲐背之年的她依旧秉承初心，勇攀高峰，奖掖后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

“我要尽一切努力多学东西”

1952年，戴受惠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保送进入中国科学院，从事粉末冶金研究。

1958年3月，戴受惠被选派到留苏预备班学习，同年底赴苏联，进入苏联科学院金属陶瓷及特种合金研究所学习尖端材料科学。

在苏联的时间里，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基辅，对于苏联同学邀约的郊游、看电影、参加舞会等娱乐活动戴受惠一概谢绝，她总是抓紧分分秒秒时间学习，深感国家送自己出国学习不容易。

“我们深知尖端科学的重要性，国家要建设强大的军队，保证国家安全。当时原子弹弹头的材料还没有研制出来，我正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而来，尖端材料科学这个专业就我一个人去了，所以我要尽一切努力，在苏联多学东西。”戴受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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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8年，戴受惠就已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在苏联进修期间，她除了日常学习，还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1960年3月，戴受惠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带着丰硕的成绩回到祖国，她被单位任命为高温材料室副主任，负责高温材料室的筹建工作和特种高温半导体材料的研制工作。她很快将在国外学得的知识进行转化，之后的四年时间，在超高温材料研究、高温特殊半导体材料研究两个领域里，完成了15项研究课题，其中有5项成果应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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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戴受惠心怀感激，但她也并未在意人们对她的担心。从自己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戴受惠总结出一条规律：在她看来，科研道路，从来都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探险家。怕担风险的人，在这条道路上必然寸步难行。搞科研同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要努力去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奋斗、去争取。

第一代核潜艇燃料元件研制是新课题，一切从“零”开始。戴受惠带着十多个年轻人，从调研论证到购置设备，从筹建实验室到开展课题研究，她计划运筹得井然有序。

“那时研制的条件很艰苦，没有实验试剂，我们就自己找矿石提炼；没有实验仪器，我们就去医院找类似的设备自己改装。团队的原则始终是坚决服从设计方案，千方百计达到要求。”戴受惠说。

当时，不仅实验条件有限，更困难的情况是防护条件不足，基本没有防护措施。放射性粉尘吸进肺里，对身体危害很大，吸一次，要三天才能排出80%，其余20%残留在体内，相当于身体里带着一个放射源。

燃料元件研制期间，团队成员已经出现了一些放射性反应——牙龈出血、掉头发，但为了按时完成研制任务，戴受惠及其团队顾不上身体问题，继续工作。直到现在，戴受惠的身体内还能检测出放射剂量。

就是在这样的双重考验下，戴受惠团队成功生产出核潜艇所需要的燃料元件，且全部合格达标。整个研制过程，前后不到10个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有关部委为这项研究成果颁发了特等奖。当年同戴受惠一起工作的同志对她说：“你当年挑头研制燃料元件的功劳，得到了认可与肯定，那段时间你身上的十多斤肉没白掉。”

戴受惠在听取材料所里年轻人介绍工作进展并给予指导（资料照片） 刘坤摄 / 本刊这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只有一两岁的样子，刚学会走路没几个月，也在跟着锻炼体魄。

“我离不开我的事业”

有人说，戴受惠在科学道路上是幸运的，她的科研成就有目共睹，受到大家的尊重，但她在个人生活道路上的遭遇却是坎坷的。然而，哪怕在人生境遇的最低谷，戴受惠也始终胸怀祖国核动力事业大局，坚持创新求真搞科研。

戴受惠和她的爱人姚汉武同为材料科学家，婚后不久，姚汉武因历史背景问题接受组织调查。这段时间戴受惠也经历了不少考验。

1969年，根据工作需要，戴受惠调到位于四川的研究院，与丈夫分居两地。

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戴受惠始终坚信，科学技术是实现国家振兴的关键，科研人员不能因个人境遇的波动而影响事业上的追求和进步。

带着这样的信念，单位安排她工作时，她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工作，没有工作任务时，则专注于资料积累，提高知识储备。如今，当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戴受惠说：“我的不少知识就是那时候补充的。”石村所有人都知道，老族年轻时曾与村十几个强的族人去过遥远的地尽头，在外界闯荡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科学带来了春天，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姚汉武的工作也恢复常态。

但正当他们的生活步入正轨后不久，1982年6月，姚汉武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两个月后不幸离世。过度悲痛的戴受惠，病倒在武汉。

亲友们一边帮她寻医治病，一边替她在武汉联系工作。他们都劝戴受惠：“你在山沟里已经蹲守了十多年，论成就，论贡献，都对国家和单位有所交代，回武汉来吧。”

是继续留在四川的山沟里，还是调往大城市工作，年过半百的戴受惠曾有过犹豫。最后，理想信念占据上风，她对热情为她联系调动的亲友说：“对我而言，谋个人的出路容易，但我长期追求的事业和理想在那座山沟，我离不开我的事业，我要回去。”

1983年春，病体初愈的戴受惠回到单位，一副更重的担子压到了她的肩上，她被委以研究院材料所所长重任。彼时正值核工业发展低谷期，刚上任所长岗位，几十份请调报告就摆在了戴受惠的办公桌上。

在戴受惠看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必须发展核能。她常在材料所的领导班子会上说，倘若材料所这支科技队伍在我们手里垮了，我们是有罪的。她告诫自己，要振作起来，想方设法为材料所培养出一批新人。

作为一位有着30年科研经历的材料科学专家，戴受惠深知，事业是吸引、聚集科技人才的磁场；成就则是科技人才为之奋斗的动力与目标。要培养出稳定且高素质的科技人员队伍，推动材料所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让科技人员有事干、有作为。

正当戴受惠探寻材料所未来的出路时，党中央向三线军工企事业单位提出了民用产品的发展方向。戴受惠豁然开朗，沿着中央描绘的政策路径，材料所的发展蓝图日渐清晰。

那些日子里，为了谋求出路和发展，稳定科技人员队伍，戴受惠四处奔走，她和其他所的领导一起带领相关科技人员，一边到北京跑任务，一边奔波于巴山蜀水间，深入走访了20多个市县，摸清市场需求，寻找核技术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路子，组织进行了数十个民品项目开发工作。后来获得布鲁塞尔第35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的“彩釉砂”项目就是在这期间开发出来的。

开发民品项目的同时，戴受惠率领全所科研人员继续主攻核燃料与材料领域研究，开发新能源、新技术，为材料所争取到多项高技术开发课题。

时至今日，材料所的老职工说起戴受惠，说起她对事业的执着和奉献，依然满怀敬意。

“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做出更先进材料”

记者在戴受惠家中一处角落看到，各种各样的奖状、奖牌、荣誉证书堆积如山，上面已布满灰尘。记者问她，这些都是辛辛苦苦努力得到的荣誉，为什么这样随意摆放。

戴受惠说：“获奖不是目的，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才是我们科技工作者不懈追求的最终目标。”

这一信念源于戴受惠年幼时的经历，“小时候身处动乱年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感受过家的温暖。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从事的研究领域，正是国家富强、军队强大所需要的，我怎么能不拼命工作。”戴受惠说，“今年我92岁，这一生直到现在，我对核动力事业的热情始终强烈，对研究的项目还有很多想法，我希望自己身体健康，能有更多时间去实现我的想法，做出更先进、更完美的材料。”

几十年来，工作、学习几乎是戴受惠生活的全部。阅读、调研、做实验、写报告，她总有干不完的事，工作日程表从来没有八小时的说法，上班下班无非是交换场地而已。

在一份20世纪80年代关于戴受惠的考察材料中有这样一句话：她废寝忘食工作，生病住院也要带上科研资料，在办公室吃午饭之余，还攻读外语，研究分析国际科研动态。

研究院的一位老驾驶员曾回忆，1984年大年三十晚上，我把戴受惠从成都接回来时，全基地家家户户佳肴满桌，鞭炮齐鸣。可她回到家里想包一顿饺子，连白面都没有，我只好去帮她借了三斤白面，她太辛苦了。

戴受惠勤劳朴素的作风、舍小家顾大家的品格，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也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谈起母亲，戴受惠的儿子姚尧（化名）说：“听说我出生才39天，就被送回了武汉姥姥家，后来很多年，我只见过母亲一次，还是她到武汉出差待了一天。”

在孙儿姚天（化名）的记忆中，奶奶常讲起她跟随祖父躲避战乱的往事，告诫他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报效国家。长大后，从公开报道上得知了奶奶所从事的工作，他感到无比自豪。同时，在姚天心中也有许多遗憾，“奶奶在生活上几乎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没带我玩过，我也从没有吃过奶奶做的饭。”

姚尧、姚天父子俩，在戴受惠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先后进入研究院工作，姚天也进入了戴受惠曾经担任所长的材料所工作，为核动力事业贡献力量。

“我参加工作时，她已经退休。后来在单位经常能听到老员工们讲到她，对她的评价很高，感觉自己要不做出成绩，是很丢脸的事。也是我自己从事了这份工作，才逐渐真正明白和理解奶奶的选择。”姚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