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贵阳报道
看到法警押着流着眼泪的余华英走出法庭门外,杨妞花沉默了。
过了许久,她才说,再也不用面对这个让她家破人亡的人贩子,等拿到判决书,她要回到贵州织金告慰去世的父母,开启新生活。
2024年12月19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审理。法院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原判,对余华英的死刑裁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余华英 来源:贵州高院公众号
此前,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宣判,认定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依法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提出上诉。
庭审上,余华英否认自己曾在拐卖过程中殴打杨妞花,并称认为量刑过重。而在得知自己再次被判处死刑时,余华英流下了眼泪。当听到审判长称在死刑复核阶段仍可委托律师时,她提出要申请法律援助。
余华英哭了
第六次面对被押上被告席的余华英,杨妞花表情已经没有太大的波澜。她说,曾经想象过,余华英或许能意识到拐卖儿童犯下的错,而自己也能找个理由原谅对方。
然而在过去五次开庭时,余华英极力狡辩、推脱罪行,甚至用凶狠的眼神盯着她。如今,她唯一的心愿,就是余华英能得到重判。
在今天的庭审开庭前,余华英曾两度被判处死刑。2023年9月,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后,贵阳中院在今年10月重审一审再次判处死刑,余华英亦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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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杨妞花再次提到,自己5岁那年被拐卖时,余华英曾殴打她,甚至用滚烫的热水浇到她头上。
余华英当庭否认并反问:“我拿开水烫你的头,为什么你的头发还在?”
当被问及是否有其他拐卖儿童的行为时,余华英反驳:“你要觉得有,你就去找,找出来你来抓我。”
到了快宣判结果时,余华英似乎害怕了。
杨妞花注意到,在死刑判决宣布之前,坐在被告席上的余华英双手用力撑在桌子上,才能勉强挺住身体。
而当法官宣读完死刑判决时,余华英哭了,最后,掉着眼泪的余华英被法警带走。
死刑之路
法院审理查明,余华英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王加文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等地流窜作案,物色儿童进行拐卖,得手后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他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17名。
在余华英的供述中,她决定拐卖小孩,是因为龚显良的一句话。
大约在1992年,丈夫王加文被公安机关抓了后,她独自一人到了四川省大足县(现在为重庆市大足区)一家面馆打工,认识了龚显良。“龚显良说他在邯郸有门路可以把小孩卖掉,提议说带小孩去卖,我就同意和他做这个事情了。”
据央视新闻报道,余华英与龚显良在同居期间生下一名男孩。通过中间人把私生子送到河北邯郸、换得5000元报酬后,她开始做起拐卖儿童赚钱的“生意”。
1993年正月初七,在贵州遵义,在家附近的火车站站台上捡酒瓶的6岁男孩蔡某胜被余华英拐卖。不到一个月后,安顺市的谌江海和哥哥也被余华英拐骗到贵阳。年纪较大的哥哥被留在了游戏室,而5岁的谌江海则被拐到河北邯郸卖掉。
作案时,余华英常常挑身边没大人看管、年纪小的男孩下手。1994年7月,5岁的肖某俊在百子桥上与哥哥玩耍时,被余华英以“买冰棍吃”为诱饵带走,同样被卖到河北邯郸。当年10月,安顺的王某龙、王某能两兄弟亦被余华英拐卖。
余华英曾供述称,龚显良跟她说,做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这个想法正中她的下怀。仅1995年和1996年,她和龚显良在贵阳、都匀和重庆三地拐走了7名儿童。
因为没找到“条件合适”的男孩,余华英决定拐走邻居家5岁的女孩杨妞花。1995年冬天,趁着家里的大人不在,她把杨妞花带到了贵阳火车站,坐火车前往邯郸。随后卖给了一户人家。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余华英把儿童当作商品任意买卖,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时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致使亲情离断,难以弥补,有的父母为此身患疾病,甚至郁郁而终。
前述法院认为,余华英还在本案五起犯罪中同时拐卖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名儿童,2004年因拐卖另外两名儿童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部分判赔合理,审判程序合法。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依法作出死刑裁定。
“这是最后一战,余华英得到的答案是判处死刑!”走出法庭的杨妞花用尽力气高喊。她想把这个结果说给更多的人听。她称,希望能够拿到判决书,到父母的坟前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三年真的太累了,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而那些身材健壮如虎的成年人则是一阵笑骂,数落着自己的孩子,拎着骨棒与阔剑也快步向自家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