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叙利亚大马士革,一名男子戴着面具。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作者 朱亦凡
12月8日,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首都大马士革。此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悄然离开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度,前往俄罗斯寻求庇护,留下战乱和创伤在这片土地上蔓延。
叙利亚走过曲折建国路
叙利亚是上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阿勒颇和大马士革都位居全球最早的城市之列。亚述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先后统治过这片土地。1549年,奥斯曼帝国设立大马士革省和阿勒颇省,1579年建立了包括霍姆斯、拉塔基亚和哈马在内的的黎波里省,现代叙利亚的行政区划由此奠基。
帝国时代的叙利亚是多民族和宗教共居之地,享受着相对安宁的时光。随着奥斯曼帝国衰落,英国和法国盯上了这里,开始了殖民活动。英法鼓励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然后进行委任统治。通过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英法密谋在肥沃新月和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建立政权,形式是统一的国家或联邦,统治区域覆盖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就是这段历史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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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党政权面临内忧外患
独立不必然意味着光明。挣脱殖民者的束缚后,叙利亚境内的各个民族和派系无法回到从前,面临现代化竞逐的世界。东西方阵营深陷冷战,以亚非拉为代表的广大第三世界掀起了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浪潮。诞生自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震撼着众多新生国家;两股力量合流,催生了“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在中东,这股潮流体现为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孕育了“复兴社会主义”。
复兴社会主义在叙利亚的兴起有独特的内外部动因。1949年3月30日,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发动政变,推翻总统库阿特利,这也是叙利亚现代史上的首次政变。当年8月14日,胡纳维和沙史克等人联合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再度发动政变,将扎伊姆处以极刑。当年12月19日,沙史克迫使胡纳维下台。由此,叙利亚政局进入急剧震荡期。
同时,受前两次中东战争刺激,中东的左翼泛阿拉伯主义浪潮达到顶峰。复兴党在1954年的选举中赢得了15%的选票和142个议会席位中的22个,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民族主义政党,也是仅次于赢得30席的保守民族主义人民党的第二大政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3年后叙利亚退出,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满是认真之色,大一些的孩子虎虎生风,小一些的也比划的有模有样。
与埃及分道扬镳后,叙利亚又一次面临政变频仍的困局。在政局不稳的背景下,1963年,复兴党军人发动“三·八革新”,开始领导叙利亚。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掀起“纠正运动”,开启了叙利亚现代史上的强人政治时代。山中多史前生物出没,时有遮蔽天空之巨翼横过,在地上投下大片的阴影,亦有荒兽立于峰上,吞月而啸,更少不了各种毒虫伏行,异常可怖。
复兴党是由少数教派阿拉维派主导的,追求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纲领强调反对美国和以色列,领导阿拉伯民族走向复兴。然而,除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敌视,复兴党的共和主义底色与阿拉维派统治人口更多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结构,引发了沙特、约旦等逊尼派主导的君主制国家的不安。叙利亚内外部环境可谓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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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拉伯之春”到“叙利亚之冬”
叙利亚政权更迭的火种,是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期间燃起的。彼时,强大的反政府浪潮席卷中东,叙利亚的局势尤其复杂——不仅西方虎视眈眈,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等区域强国也视其为眼中钉。世俗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思潮,既让坚持犹太民族主义的以色列坐立不安,也让沙特如坐针毡。因此,“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世界都寻求推翻叙利亚政权,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等纷纷将叙利亚除名。域外大国的干涉,让叙利亚成为代理人战争的舞台,催生了无穷无尽的内乱,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秩序的瓦解和犬牙交错的宗派矛盾成了极端主义的土壤,当“伊斯兰国”(IS)的黑旗在叙利亚升起,各方不得不暂时放下阿萨德,优先打击IS。此后,伊朗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介入叙利亚内战,加上部分反对派暴露出极端主义属性,甚至公开与恐怖分子合流,西方要求阿萨德下台的调门才逐渐降低。
美国、以色列和土耳其没有放弃在叙利亚推动“政权更迭”。海湾国家的立场则有些微妙:虽然让叙利亚在2023年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但没有完全停止对叙反对派武装的支持。阿萨德依然是叙利亚总统,但他逐渐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可以说,自从13年前战乱降临,叙利亚“改朝换代”的种子就生根发芽。贫困和暴力一直未曾远离这片土地,“阿拉伯之春”注定将走向“叙利亚之冬”。
政权更迭不意味着战乱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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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线上看,11月27日前后,效忠于阿萨德的叙利亚军队与从西北部伊德利卜地区出发的“沙姆解放组织”爆发冲突。数日后,“沙姆解放组织”突入战线后方,导致叙利亚军队出人意料地溃败,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随即易主。12月2日,“沙姆解放组织”与东部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达成协议,派遣主力南下并于3日攻占哈马市外围阵地,两天后顺利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至此,阿萨德的军队已经失去对局面的控制,被迫将东南部的驻军调回大马士革-霍姆斯一线。原本在叙利亚-约旦边境地区据守的“叙利亚自由军”闻风而动,开始接收原本由叙利亚军队控制的大片地区。
由于叙利亚军队全线收缩,幼发拉底河沿岸连带同伊拉克的边境口岸落入“叙利亚民主力量”之手,断绝了阿萨德政权接受伊朗和伊拉克什叶派援助的可能。最致命的打击来自西南部:原本向阿萨德政权投降的“叙利亚自由军”势力再度抬头,于12月7日占领德拉、苏韦达两省,截断了连接霍姆斯与大马士革的公路,与其他武装力量联手包围大马士革。
12月6日,土耳其、伊朗、俄罗斯等利益攸关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叙利亚的前途。7日黄昏,随着谈判结束,在“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诱惑下,“沙姆解放组织”对霍姆斯发起总攻,其余各路反对派武装加紧向大马士革推进。7日到8日凌晨,巴沙尔·阿萨德弃城而走,真主党的援兵也撤回黎巴嫩。8日上午,自知无望的大马士革守军向“叙利亚自由军”投降。反对派控制了叙利亚国家电视台,随即向全国播发消息,宣布叙利亚政权更迭。
纵观这场持续仅半个月的事变,政权的更迭有其必然性。由于多年战乱,叙利亚已跌落至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即使是公务员和职业军人也经常领不到薪水,供水和供电难以保证。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反对派“盟主”、“沙姆解放组织”首领朱拉尼试图改头换面。政权更迭并不意味着外部力量会停止对这片土地的干预,大马士革城头改旗易帜或许不是和平的开始。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