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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到格外强调的背景下，《空城纪》是从创作角度对时代主题的强烈呼应。他表达了自己对小说结构的欣赏，将小说六部分比作六个交响乐章，分析了每部分由空城虚构人物和故事，再进行历史回望的结构，对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示高度认可。他强调了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将之关联于《我的名字叫红》，并指出《空城纪》与邱华栋个人的文化习惯存在密切关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晓明对《空城纪》的面世表示了衷心祝贺。他认为《空城纪》是一部非常厚重，凝聚了几十年心血的作品，可以从中感受到邱华栋从始至终饱满的热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是面对贯穿西域史的战火与征伐，我们今天是否能够超越“中华正统”的叙事来重新书写西域史？他认为邱华栋凭借自身深厚的积淀以及对西域的理解与同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其二是《空城纪》对废墟的书写引人深思：废墟带有人类历史的命定性，关注人类文明的遗址化，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明的珍惜。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认为《空城纪》显示了邱华栋从现实转向历史，从当下转向古代，从东部转向西部的写作转折，认为这是他自身经验发酵的结果。他指出，《空城纪》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怀想和文明探究，认为小说实现了对历史迷雾生机勃勃的复原。并对小说巨量的历史知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广阔而灵动的诗意气息，叙述的难度等方面表示惊讶和赞许。渐渐接近，可以看清那里有半截巨大的枯木，树干直径足有十几米，通体焦黑。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贺绍俊认为邱华栋的叙事开放而多变，曾为注重传统的北京文学带来都市之风，《空城纪》是他极具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成果。他指出，邱华栋对历史的认知方式，即主动掌控历史时间而不是被历史时间掌控的认知，决定了小说叙事结构的创新，从而突破了线性时间叙事方式，并打破了空间界限，使固定的空间变成流动的空间，相互纠缠。他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指向未来。同时强调小说以文化、艺术和文字为主角，取代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刀兵相见、宫廷内斗，带来了全新的历史图景。

《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联想到近年来火热的《黑神话：悟空》《我的阿勒泰》以及刀郎等文化现象，指出西部一直是中国文艺中的重要部分，《空城纪》对龟兹、高昌等地区的书写复活了历史，也重建了中原与边地的联系。《空城纪》的另一个特色是与以往很多长篇小说以农耕文明的建构方式为经纬不同，它专注于描写战争、宗教、行旅等，用一种历史百科式的写作开阔了视野。在叙事角度，梁鸿鹰将《空城纪》与托妮·莫里森的《孩子的愤怒》对比，认为多声部、多角度的叙述方式打开了文本内部的空间。

中(zhong)国(guo)人(ren)民(min)大(da)学(xue)历(li)史(shi)学(xue)院(yuan)教(jiao)授(shou)古(gu)文(wen)字(zi)与(yu)中(zhong)华(hua)文(wen)明(ming)传(chuan)承(cheng)发(fa)展(zhan)工(gong)程(cheng)专(zhuan)家(jia)委(wei)员(yuan)会(hui)委(wei)员(yuan)孙(sun)家(jia)洲(zhou)认(ren)为(wei)空(kong)城(cheng)纪(ji)形(xing)式(shi)上(shang)非(fei)常(chang)高(gao)明(ming)用(yong)活(huo)跃(yue)的(de)思(si)想(xiang)跳(tiao)跃(yue)的(de)结(jie)构(gou)和(he)语(yu)言(yan)来(lai)表(biao)达(da)他(ta)对(dui)空(kong)城(cheng)纪(ji)传(chuan)递(di)出(chu)的(de)反(fan)战(zhan)历(li)史(shi)观(guan)非(fei)常(chang)认(ren)同(tong)他(ta)以(yi)书(shu)里(li)所(suo)写(xie)的(de)精(jing)绝(jue)国(guo)相(xiang)关(guan)章(zhang)节(jie)为(wei)例(li)两(liang)支(zhi)生(sheng)前(qian)打(da)得(de)不(bu)可(ke)开(kai)交(jiao)的(de)精(jing)绝(jue)国(guo)先(xian)人(ren)在(zai)看(kan)到(dao)精(jing)绝(jue)国(guo)强(qiang)大(da)起(qi)来(lai)来(lai)到(dao)城(cheng)门(men)前(qian)他(ta)们(men)的(de)灵(ling)魂(hun)却(que)被(bei)挡(dang)在(zai)门(men)外(wai)东(dong)方(fang)太(tai)阳(yang)升(sheng)起(qi)的(de)时(shi)候(hou)精(jing)绝(jue)国(guo)两(liang)部(bu)分(fen)先(xian)人(ren)的(de)灵(ling)魂(hun)随(sui)着(zhe)太(tai)阳(yang)都(dou)化(hua)为(wei)乌(wu)有(you)他(ta)认(ren)为(wei)从(cong)这(zhe)可(ke)看(kan)出(chu)空(kong)城(cheng)纪(ji)对(dui)战(zhan)争(zheng)可(ke)怕(pa)后(hou)果(guo)的(de)控(kong)诉(su)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敬文东格外关注《空城纪》的叙事艺术。他认为《空城纪》的“装配”结构很有意思，短篇组装成中篇，中篇组装成长篇，六个部分篇目数量上也是递增。《空城纪》沧桑的语调、追忆的口吻和废墟叙事是相契合的，第一人称叙事和上帝叙事相统一的方式，可以让死去的人重新复活。小说最大的特点不仅是提供了一种传奇的故事，而是把叙事本身传奇化。

中国社科院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此前已经关注到《空城纪》对历史延续性的链接、对国族概念的再书写，以及叙事中“物转向”中蕴含的，由先锋回归本土的一种创作趋势。在研讨会上，刘大先从经验性的层面指出，《空城纪》没有刻意渲染历史的慷慨悲壮，而是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将历史的厚重感“轻盈化”了，有其内在的诗意结构。会议主题中的“复活的人”由此切中肯綮：正是对具体的人的关注让小说中的“空城”有了人性的光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认为《空城纪》是邱华栋自身写作生涯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是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的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上，杨庆祥提出了几点看法：首先由《空城纪》可联想到日本历史学家陈舜臣的《乃蛮的玛丽亚》：二者共同表现出“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小说才刚刚开始”。第二，《空城纪》中的第一人称“我”不仅指人，同时也指物，这种视角无限接近一种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考古学，在文本内建构了一个小说的博物馆。第三，《空城纪》的形式精巧，美轮美奂，从流动性的叙事角度来讲让人联想到敦煌的变文。最后，从历史观与文明观的角度将书中西域的衰亡与罗马帝国的灭亡相比，邱华栋独具创见地书写了在世俗生活的轮回里完成救赎的过程。

邱华栋在发言时表示，各位评论家的评述精彩绝伦，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值得纪念。三个多小时的研讨会中，各种观点相互交织相互碰撞，就像镜子互相折射一样，也让小说的意义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空城纪》的写作历经六年，背后是三十年的文学积累，感谢主办方和各位朋友对这部作品的关注。

与会嘉宾合影。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作为出版社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刘琼、师力斌、张晓琴、李云雷、饶翔、岳雯、李蔚超、白惠元、刘诗宇、李玉新等评论家、学者先后发言。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评析了《空城纪》的文学成就，围绕研讨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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