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城厢。作者摄于2024年11月。

“聚落·场所·人”：当代人栖居于网络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世界取得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不接触”。当我们感叹起“人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人的行为受社会规则、习惯影响，无法抗拒，也是在说人生活在某个地点：它载着我们某段经历的记忆、某次与家人告别或重逢的情绪、某组抽象的符号，凡此种种，将人与地点联系起来。与人失去联系的，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地点，才是那“非地点”（Non-Places）。

社会学家陈映芳换一种身份和视角，思考在旅行、探访和查找资料中遇到过的聚落、场所，还有人。我们把专栏叫作“聚落·场所·人”。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关人的聚落和场所。

本文为第七篇：上海老城厢寻踪。

撰文｜陈映芳

身边的“他者”：上海老城厢

有一种说法，今天的超大城市上海在正式开埠（1843年11月）前，只是一个小渔村。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上海早在元朝至元廿年（1291年）即已建县，县治原先就有一个镇。与其他老县城稍有不同的是，清朝时期的上海县在行政上虽然隶属于江苏省松江府，但由于自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朝廷将苏松太道的道署从苏州移驻到了上海县城，所以上海实际又具有了高出于一般县城的政治地位。在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上海这座城市的形态，实际上是一个由上海县城和以外国租界为主体的新兴商埠的一种组合，同时期它在中国也有了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地位。

上(shang)海(hai)正(zheng)式(shi)设(she)市(shi)是(shi)在(zai)1(1)9(9)2(2)7(7)年(nian)国(guo)民(min)政(zheng)府(fu)以(yi)切(qie)块(kuai)设(she)市(shi)的(de)方(fang)式(shi)设(she)立(li)上(shang)海(hai)特(te)别(bie)市(shi)将(jiang)包(bao)括(kuo)上(shang)海(hai)县(xian)治(zhi)后(hou)来(lai)的(de)南(nan)市(shi)区(qu)在(zai)内(nei)的(de)上(shang)海(hai)县(xian)宝(bao)山(shan)县(xian)的(de)1(1)7(7)个(ge)市(shi)乡(xiang)划(hua)给(gei)了(le)上(shang)海(hai)市(shi)直(zhi)属(shu)中(zhong)央(yang)政(zheng)府(fu)原(yuan)上(shang)海(hai)县(xian)的(de)其(qi)他(ta)各(ge)乡(xiang)仍(reng)属(shu)于(yu)江(jiang)苏(su)省(sheng)上(shang)海(hai)县(xian)渐渐接近，可以看清那里有半截巨大的枯木，树干直径足有十几米，通体焦黑。

《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2月。

清末民初的新兴城市上海，是中国近代史、城市史研究者的热门领域。然而那个老县城，似乎一直处于大上海的背面，若隐若现。作为一个西化大都市内的“中国的”空间，以豫园为象征的文化/商业区域在一次次的更新改造中，也始终以民族性作为鲜明特色。那周边大片的老城建筑则一步步衰落，到如今已是人去街空，等待着被拆迁。那儿的一切与“十里洋场”不乏违和感。想来今天上海的年轻人，也不知道如何去认同那一个社会空间。

就我个人而言，当初学习历史，上海的辛亥革命史、近现代经济史曾是我的主要题目。后来做城市大开发调研，也曾一次次去南市区走访。不过对于老城厢的样貌及命运，始终是隔膜的，它属于我的“知识”的范畴。说起来，老城厢还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用我父亲的话说，“我们的根”在那里。但家族的历史像过往的烟云，是依存于现实并寄望于未来的我一直无心去认真弄明白的。哪怕心里清楚，随着长辈们的一个个离去，许多事就只能永远地沉入到历史深处了。

然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几年，回望历史成了一种社会思潮，也成了我的阅读爱好。机缘巧合或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春天，一份70多年前出自于我祖父之手的个人小传出现在我面前。突然间，头脑里一些混沌的碎片被串连起来，许多历史知识也变得具体而生动起来。不知不觉中，那个作为学术对象、曾被我视为“他者”的老城厢，开始向我展现出了它的另一面。于是，借助于各种历史著述和上海老地图，我试着去追踪寻迹。

大东门

祖父1901年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内面筋弄”。那条弄堂今天还在，靠南一边的建筑及支弄内的住宅群基本上还保留着旧时模样。

面筋弄东西走向，一头是巡道街，另一头是中华路，只几十米长。走到现场，我才意识到，它当初真的就紧挨着大东门。大东门的正式名字叫“朝宗门”，正对着黄浦江。那曾是个八面来风的所在，从历史文献和老地图可知，城外往北不远就是十六铺，往南排列着一个又一个的码头。

清末民初的十六铺，是上海联结海内外的著名航运码头，最近我还看到上海的文化人费里尼在文章中提及：“‘十六铺上来’，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代表了旧移民对新大陆的渴望，其历史意义和乘‘五月花号’靠岸看到自由女神像庶几无二”。当然更有许许多多的文字，形容那时的浦江边是怎样的桅杆林立，大东门内外的街市，是如何的热闹繁化。

上海县城内街巷图，1987年。（图源：钟翀编著《江南近代城镇地图萃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53页）

但所有这些，与城墙根的本土居民，又有多少关系呢？我很早就听说，曾祖父母是开裁缝店的，后来吃鸦片吃穷了。以前我一直觉得吃大烟应该是富家子弟的嗜好，不懂为什么小民百姓也会那样。最近看苏智良等学者所著的《上海禁毒史》，才了解到，清末的上海是烟土的重灾区，“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而自清政府至民国政府，一次次的禁烟运动，在上海之所以难以收到功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租界的存在——贩毒者可以在华界和租界之间方便地逃逸、流动。

少年的祖父无疑是毒品的间接受害者。所幸上海当时已经有了专为贫家子弟所设的官塾，使他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记得以前读史时读到，当初江南各地的士绅阶层为避太平军战祸，纷纷逃到上海，却见上海市风奢靡，到处是娼妓、毒品和流离的贫民。出于对华夏文明的担忧，他们力促上海道台兴办学校，致力于重整文化秩序。没想到祖父即是受益者。祖父就读的“文化崇正东塾”，正是上海道台所办。崇正官塾在当时老城厢的东、西、南、北城各设一所。

当然上海的开埠不只带来了鸦片，也带动了黄浦江两边的船舶修造业的兴起。随后，19世纪末西方蒸汽机技术的发明，还催生了上海的机器制造业。老城东南边的浦江边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区之一。其时的祖父，因为在上学途中经常去附近的外国商社看工人师傅组装机器，以至后来拒绝了家里要他学裁缝的安排，而让曾祖父托人做介绍，进到了一家铁工厂当学徒，从此跟着近代民族工业的进程，一步步走出了老城厢。

光复革命

城(cheng)头(tou)变(bian)幻(huan)大(da)王(wang)旗(qi)这(zhe)是(shi)中(zhong)国(guo)文(wen)人(ren)常(chang)用(yong)的(de)浩(hao)叹(tan)语(yu)晚(wan)清(qing)的(de)江(jiang)南(nan)地(di)区(qu)在(zai)太(tai)平(ping)天(tian)国(guo)时(shi)期(qi)曾(zeng)遍(bian)遭(zao)战(zhan)乱(luan)之(zhi)灾(zai)和(he)政(zheng)权(quan)更(geng)替(ti)其(qi)中(zhong)上(shang)海(hai)因(yin)为(wei)有(you)外(wai)国(guo)人(ren)组(zu)建(jian)的(de)洋(yang)枪(qiang)队(dui)成(cheng)为(wei)苏(su)南(nan)地(di)区(qu)唯(wei)一(yi)没(mei)被(bei)太(tai)平(ping)军(jun)占(zhan)领(ling)的(de)县(xian)城(cheng)不(bu)过(guo)在(zai)那(na)之(zhi)前(qian)上(shang)海(hai)县(xian)城(cheng)曾(zeng)被(bei)小(xiao)刀(dao)会(hui)攻(gong)占(zhan)起(qi)义(yi)军(jun)不(bu)仅(jin)击(ji)毙(bi)了(le)上(shang)海(hai)知(zhi)县(xian)还(hai)活(huo)捉(zhuo)了(le)上(shang)海(hai)道(dao)台(tai)

上海道台衙门就在面筋弄的南边——弄堂里的住宅群和道署其实就一墙之隔。

上海道署（图源：熊月之、周武主编，尓冬强配图，《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七章配图）。

作为清王朝在上海地区的最高权力部门，特别是开埠后主掌对外交涉事务的主权代理机构，上海道署既不在城中心，它的面积也比上海县署小很多。近期浏览黄中浩先生的《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发现他对此有专门的解释。其中原因之一是当初筹建道署时，城内已很难找到大片的空地。另一个因素则是，虽然道署地偏老城之东南，但从包括十六铺和城外东南地区港口商业区在内的整体上看，道署所在的位置恰好在南北中点上。

道署位置结构图。（图源：黄中浩《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第54页）

《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黄中浩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无(wu)论(lun)如(ru)何(he)到(dao)了(le)1(1)9(9)1(1)1(1)年(nian)的(de)辛(xin)亥(hai)革(ge)命(ming)上(shang)海(hai)的(de)道(dao)台(tai)衙(ya)门(men)还(hai)有(you)地(di)处(chu)南(nan)门(men)外(wai)的(de)江(jiang)南(nan)制(zhi)造(zao)局(ju)无(wu)可(ke)避(bi)免(mian)地(di)成(cheng)了(le)光(guang)复(fu)军(jun)最(zui)重(zhong)要(yao)的(de)攻(gong)占(zhan)目(mu)标(biao)1(1)1(1)月(yue)3(3)日(ri)下(xia)午(wu)起(qi)义(yi)部(bu)队(dui)兵(bing)分(fen)两(liang)路(lu)一(yi)路(lu)由(you)陈(chen)其(qi)美(mei)率(lv)敢(gan)死(si)队(dui)攻(gong)打(da)江(jiang)南(nan)制(zhi)造(zao)局(ju)另(ling)一(yi)路(lu)由(you)李(li)显(xian)谟(mo)率(lv)领(ling)商(shang)团(tuan)攻(gong)占(zhan)上(shang)海(hai)道(dao)和(he)县(xian)衙(ya)门(men)如(ru)今(jin)已(yi)无(wu)法(fa)确(que)切(qie)地(di)了(le)解(jie)祖(zu)父(fu)一(yi)家(jia)以(yi)及(ji)那(na)儿(er)的(de)邻(lin)居(ju)们(men)在(zai)起(qi)义(yi)军(jun)占(zhan)领(ling)道(dao)署(shu)那(na)天(tian)都(dou)耳(er)闻(wen)目(mu)睹(du)了(le)些(xie)什(shen)么(me)但(dan)我(wo)们(men)知(zhi)道(dao)道(dao)台(tai)本(ben)人(ren)和(he)衙(ya)门(men)里(li)的(de)一(yi)众(zhong)官(guan)吏(li)其(qi)实(shi)在(zai)起(qi)义(yi)军(jun)到(dao)达(da)前(qian)就(jiu)已(yi)经(jing)主(zhu)动(dong)交(jiao)出(chu)大(da)印(yin)四(si)散(san)而(er)去(qu)尽(jin)管(guan)如(ru)此(ci)不(bu)战(zhan)而(er)胜(sheng)的(de)起(qi)义(yi)军(jun)似(si)意(yi)犹(you)未(wei)尽(jin)那(na)天(tian)夜(ye)里(li)在(zai)道(dao)署(shu)里(li)面(mian)还(hai)是(shi)引(yin)燃(ran)了(le)炸(zha)弹(dan)轰(hong)然(ran)一(yi)声(sheng)巨(ju)响(xiang)算(suan)是(shi)象(xiang)征(zheng)性(xing)地(di)摧(cui)毁(hui)了(le)清(qing)政(zheng)权(quan)在(zai)上(shang)海(hai)的(de)统(tong)治(zhi)” 面对大孩子的取笑，小不点憨憨的笑着，黑亮的大眼眯成了月牙状，毫不在乎，坐在陶罐前用木勺舀奶，吃的很香甜。

上海的光复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向被赋予“关键之役”的重要意义。那么，对于老城厢内居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革命带来了什么变化呢？除了眼看那个“周垣重门，上堂旁宇……由外以窥其中，穆然以肃”的道台衙门一夜之间被轰塌了屋顶之外，在祖父的文字中，有短短一句提到：“1912年光复革命推翻满清政治统治，我的学校即改名‘上海市立崇正小学’”。老县城里的前清臣民，从此开始变身成为上海的市民。

革命对城墙根下的居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应该是次年开始的破墙筑路——这个运动切切实实地改变了老城厢的天际线，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上海开埠之后，外国租界在老县城的西面和北面迅速扩张，新兴的商埠城区在地理空间上将老城厢围在了东南边。租界里的西洋建筑、大马路，近代的工商业经济和生活方式，在各个方面让老城相形见绌。而华界向南边拓展的进程也受到了土地资源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拆城”之议，早已由绅商提出。如今光复革命成了地方自治团体的又一次博弈机会，“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第161页）在各种资本力量的运作下，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拆墙筑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历经数百年的老城墙自1912年至1914年基本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新型的环城马路“中华路”。

破墙筑路。（图源：熊月之、周武主编，尓冬强配图《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十四章配图）

“城墙的拆除是老城厢城市空间几百年来最为剧烈的变化”。（《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第161页）它在当时无疑具有打通新旧城之间物理阻隔的效果，但从后来的上海空间演变轨迹看，中华路并未能真正发挥将南市华界与西部、北部的外国租界，以及闸北地区、吴淞地区的华界融为一体的作用。1927年开始，国民政府推出建设新上海的城市规划（《大上海计划》1929年上海市政府全体会议正式通过）。鉴于沪南地区人口稠密、空间局促的状况，确定了在城市东北部的江湾地区重新建设新上海中心的方案。该方案后来虽然因为日本侵略战争而遇挫，但南市老城厢的衰落命运已无可避免。

城市，

还会是现代人的“故土”吗？

清末民初上海的“大东门”，今天似乎只剩下了一个公交汽车的站名，就在中华路和复兴东路的交叉口。

上海朝宗门（大东门）原址。作者摄于2024年11月。

面筋弄内，大弄堂套小弄堂，小弄堂内又有小院子。还有一些本土居民住在里面，老人居多。他们对贸然闯入的陌生的问询者，有时会不太友好地反问一句：“侬啥人啊？”（“你是谁呀？”）他们会告诉你，他就出生在这儿，他们的祖辈是做什么的（一位老人告诉我，这儿老早很多人是沙船上的）。他们很快要动迁了，但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也不清楚自己会搬到什么地方去。那些即将被连根拔起的老人，除了反复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多少年了，似乎有许多的酸楚难以言说，也不想多说。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眼里我们统统都是“外头人”。

面筋弄内的支弄。作者摄于2023年11月。

顺着弄堂西头的巡道街朝南走几十米，是与面筋弄并行的金坛路。它本名“道前街”，因为辛亥革命后原来的道署变成了淞沪警察厅，所以曾名“警厅路”，1949年后改现名。1927年的工人起义中，那个大院曾再次经历战火。至30年代，警察厅原址上由开发商兴建起了据说是老城厢里最洋派高档的住宅区“集贤邨”。数百年的衙门机构，终于成为平民之宅。现如今它同样面临什么时候就会被拆迁的命运。

原上海道署旧址。作者摄于2023年11月。

从历史资料和老地图中寻得，祖父上的崇正东塾，当初设在小南门外的茅山殿，位于王家码头路和董家渡路之间，外仓桥街东边。因为道观内原有一副灶，灶王爷名“定福公”，所以后来学校所在的弄堂也被定名为“定福弄”。2024年春天我在那一带走走看看，试着能不能找到一点百年前的旧迹。然而昔日旧城区的弄堂、街市多已不存，定福弄连同那所小学（它后来成了“董家渡第一小学”）也已踪影全无。被围墙圈围起来的土地上，全都是建筑工地，一幢幢超高层大楼已然成形——董家渡地块在2014年以248.5亿的天价卖出，当时曾以“超级新地王”被媒体热炒。十年间，那地面上发生的变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翻天覆地”。偶然之间，在王家码头路的上方，看到一块旧路牌还在，指着南边的工地，上面写着“定福路”三个字。它让我得以确认，眼前的这片土地上，确实是存在过一座叫茅山殿的道观的。

董家渡开发地块，原茅山殿/崇正东塾所在地。作者摄于2024年11月。

祖父当学徒的铁工厂位于老城东南的黄浦江边，原“沪军营”旁的机厂街上，紧挨着那时的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在十多年前的世博动迁工程中，那儿已经变成了黄浦滨江花园。站在陆家浜路和原来的机厂街的交叉口，抬头望去，恰是南浦大桥，邓公的题字清晰可见。

机厂街工厂区原址。作者摄于2023年11月。

记得多年前在北方一座古老庭园的墙上，曾看到过一句话：“谁非过客，花是主人”。至今日，流动已成为人的普遍的生活方式，土地和房子也只是城市的大宗商品。“逐草四方，沙漠苍茫”，这不只是游牧民族的处境，其实也正是钢筋水泥森林中的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城市是开放的，还可能是很包容的，但城市也是功利的。你可以在这个屋檐下居住过、生活过，在那个大门里学习过、工作过，但终究，城市不属于任何人。

那么，人还需要故土吗？人的故土之思还有什么意义吗？

失故土，是现代人的宿命。但如果故土对现代人、现代城市毫无意义，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大小城市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些充满尊严的老城、古建筑，被精心地保护着，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视线中。它们不仅让人增长见识、保存记忆，更给人以情感的源泉——对土地的情感，对聚落历史的情感。人的故土之思，并不一定是因为需要家族身份的凭证，而是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需要知道我们对人类自身的文明历史拥有尊重和爱的能力。

上海的老城厢很快就将消失了。走在那儿的一条条还留存有许多老居民生活痕迹的老街上、弄堂内，望着马路边不知哪个部门画上去的开发图景，不免想，以上海之大，竟容不下一个老城；可是若干年后，这座城市的开发商们，会不会找来老照片，依葫芦画瓢，再造一个仿冒的老城厢呢？天晓得。

作者/陈映芳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