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

然而，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同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叙利亚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落伍了，甚至沦为动荡、落后的代名词，同其辉煌的历史形成明显反差。中东是全球最动荡的地区，叙利亚又是中东政变最多的国家。从1946 年叙利亚独立到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当选总统，短短24年时间叙利亚经历过 10 次政变。还有一种说法，这期间叙利亚实际上发生过21次政变。排在第二位的伊拉克，发生了4次政变，被远远甩在后面。

叙利亚动荡，是内因与外因相互叠加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结果。

工业化和国族国家（nation state）被视作现代化的两大支柱，叙利亚在这两个方面都严重滞后。特别是在国族国家的建设进程中，叙利亚迄今没有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现代国族国家，缺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族文化和强烈的国家认同，被称为“散装的国家”。这是叙利亚动荡最主要的根源。

国族一般指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基于共同的血统、历史传承的领土、语言、宗教、历史记忆、政治制度等因素，不论这些共同点是事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他们自认为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应当或已经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近现代以来，同中东其他国家一样，在西方文明的裹挟下，叙利亚匆匆忙忙迈进国族国家时代。萨拉德·阿扎米1999年在《阿拉伯的梦想乐园》一书中说，在现代化的外壳下，阿拉伯文化的内核仍然是部落、教派和族群。在一个国家内部，宗教、部落、家庭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往往导致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分裂，会削弱国家主权，威胁国家稳定与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叙利亚内部的宗教、部落，往往同其他国家的宗教、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跨越国境的文化认同。在国家危难时期，这种内外勾连的文化认同非常危险。

叙利亚不是一个成熟的国族国家，最典型的体现就是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1946年叙利亚摆脱法国的委任统治，取得真正的国家独立。之前，叙利亚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过，民众对国家领土的认知模糊。1918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当地人提到叙利亚时，指的是“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甚至还有伊拉克西部的部分地区。叙利亚人民、政党对国族、国家的认同感不强，而是普遍支持阿拉伯国族主义，渴望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阿拉伯人民的阿拉伯国家。

1950年5月通过的叙利亚新宪法明确提出，叙利亚是阿拉伯国族的一部分，要努力建立单一的阿拉伯国家。当时，叙利亚政府处在混乱崩溃的边缘，1949至1955年经历过5次领导人更迭，美国、苏联都在叙利亚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美国、英国组建了亲西方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都是其成员，对叙利亚形成了包围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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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叙利亚军方很快开始介入合并议题，热情比两个政党还高，合并的前景变得真实起来。1958年1月12日，叙利亚总参谋长阿非夫·比兹里率领13名高级军官飞往开罗，直奔纳赛尔官邸商讨合并事宜。在大马士革，代表团飞机离开后，叙利亚政府才获得消息。财政部长哈立德·阿兹姆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纳赛尔接受了这个提议，叙利亚将会消失；如果他拒绝了，叙利亚军队将占领国家机关，推翻政府和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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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的合并方案剥夺了叙利亚复兴党、军队的权力，但复兴党和军队的代表竟然同意了。10天后，他们兴高采烈地带着纳赛尔的方案返回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主动要求被埃及兼并，这在主权国家历史上闻所未闻。

正是因为内部缺乏凝聚力，才让外部国家的干涉有可乘之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获得对叙利亚的托管权。法国首先将黎巴嫩从叙利亚分离出去，以便在黎巴嫩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然后，法国又在叙利亚境内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一度将叙利亚划分为六个自治行政单位。法国支持库尔德、阿拉维等少数族群，制衡多数族群逊尼派穆斯林。叙利亚独立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梦想建立由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组成的“大叙利亚”，由自己当国王。但埃及反对约旦的计划，两国在叙利亚国内支持不同的派别，介入叙利亚内斗，叙利亚国内的政治派别也游走于埃及与约旦之间。同时，美国和苏联也都插手叙利亚事务，将叙利亚视为中东小冷战的主战场。1949 年，美国策划了叙利亚独立后的第一次政变。此后，政变在叙利亚政治中如同“家常便饭”。

地雷纷纷引爆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老阿萨德）担任总统后，通过“纠正运动”，彻底改变了叙利亚“习惯性政变”的局面，叙利亚进入长期稳定时期。

阿萨德是如何稳定一个“散装国家”的呢？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老阿萨德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山脉太危险，离开柳木守护的村子，外面将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充满了恐怖的猛禽与巨兽。

其一，把关键职位分派给受信任的人，他们主要来自阿萨德的家族、教派和族群。军事、情报和安全部门，全部由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成员亲自掌控。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一批叙利亚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中，阿拉维派占据80％至85％，绝大多数军队指挥官由阿拉维派担任，而作为什叶派分支的阿拉维派，实际上只占叙利亚人口11％。

其二，拉拢逊尼派商人，权力和金钱结盟，形成所谓的“军商复合体”；政治精英将政府合同转交给商人，收取回扣，商人不仅获得合同，而且垄断外汇、特许经营等利润丰厚的行业。

其三，建立多个平行、重叠的军队、情报和安全部门，让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竞争，总统分而治之，没有一个强力部门有能力挑战总统。

老阿萨德将自己置于国家权力的中心位置，政府、政党都从属于阿萨德的个人权威，复兴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也随之式微。据说，叙利亚政坛流传一个经典故事，当时的总理对总统的某个观点表达了异议，被哈菲兹总统瞪了一眼，结果心脏病发作，送到贝鲁特治疗。这样的传闻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特殊背景：叙利亚是靠老阿萨德一个人凝聚、团结起来的。

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后，巴沙尔·阿萨德（小阿萨德）继承了总统职位，却无法延续老阿萨德的个人权威和魅力，叙利亚陷入危机似乎不可避免。果然，2010年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波及叙利亚，叙利亚陷入内战。

12月9日，叙利亚大马士革，人们拆除街头的哈菲兹·阿萨德雕像。近了，这是一个拥有人形的生物，直立行走，庞大的惊人，身高比肩山岳，浑身没有毛发，通体密布着金色的鳞片，熠熠生辉。

这时，老阿萨德埋下的地雷纷纷引爆。小阿萨德同样不信任强力部门，让各部门之间相互制衡。当然，强力部门也不会忠诚于国家、政府和小阿萨德本人。内战一开始，叙利亚军队、情报部门就有大批人“变节”，组成反政府武装，成为最初反对政府的主力军。老阿萨德挑动阿拉维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对立，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结果逊尼派成为最早揭竿而起的族群，并成为最终占领大马士革的反政府武装。老阿萨德还打击伊斯兰主义，以消灭一切有组织、有意识形态的势力，结果伊斯兰反政府武装成为最有战斗力的反政府武装。老阿萨德对库尔德人实施“阿拉伯化”，试图消除库尔德人的民族特征，结果库尔德人寻求民族独立。最终，老阿萨德强势之下所掩盖的问题都浮出水面。最多的时候，叙利亚境内有1500支反政府武装。

内战爆发后，反政府武装从四面八方围攻大马士革，叙利亚政权危在旦夕，似乎要步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政权更迭的后尘。然而，叙利亚地处中东十字路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全球、地区大国都不愿袖手旁观。长期以来，叙利亚是伊朗的盟友，于是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美国都想借机推翻叙利亚政府，削弱伊朗的影响力。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则基于相同的逻辑起点，走向相反的方向，要全力保住叙利亚政权。土耳其则担心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库尔德人同频共振，于是一边出兵叙利亚，一边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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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叙利亚大马士革梅泽军事机场，一幅遭破坏的巴沙尔·阿萨德海报。本文图/视觉中国

在阿萨德政府摇摇欲坠之时，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掌握了叙利亚的制空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派出地面部队，从空中和地面上帮助叙利亚，小阿萨德终于扭转局面，收复失地，控制了叙利亚70％的领土。2020年，在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的斡旋之下，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内战虽然按下暂停键，但是政治和解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双方都在伺机而动。

这之后，表面上看，阿萨德政府处于有利位置。美国、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放弃将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作为目标，阿拉伯国家更是纷纷恢复同叙利亚的正常关系，土耳其频频寻求同叙利亚政府谈判，一度传出连美国都考虑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机会的天平实际上倾向了反政府武装，因为内战已经从物质、精神上把阿萨德政府掏空了。

持续十余年的内战中，50万人死于战火，13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650万难民逃到国外。据说，由于货币严重贬值，2024年大马士革大学教授的月收入只能折合20多美元，不少民众的月收入甚至只有区区5美元。

2024年11月27日，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反对派发起反攻，短短12天时间就推翻了执政54年的阿萨德家族，叙利亚政府、军队像是“被一口气就吹倒了”。阿萨德政府成为中东最后一个被推翻的共和制强人政府。

目前，叙利亚已经进入权力过渡阶段，“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承诺，愿与国内各派别、全球各国合作，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政府，似乎百年悲情的叙利亚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在中东，权力转移很少能够和平进行。2011年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下台，迄今利比亚仍然处于内战状态；2003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被推翻，伊拉克也经历残酷的长期内战；也门总统萨利赫2012年被迫辞职，也门今天也在内战之中。

鉴于其国家特性，叙利亚成为例外的可能性较小。半个多世纪前叙利亚总统和埃及总统的对话，如今成为摆在朱拉尼面前的现实命题。

发于2024.12.23总第116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叙利亚：文明古国的现代悲情

作者：牛新春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