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一些分析人士将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身上。根据《以色列时报》和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私下里，内塔尼亚胡政府也确实受到来自特朗普的“和平压力”。今年7月两人在海湖庄园会晤时，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如果自己赢得大选，希望以色列在美国新总统就职之际结束加沙战争，实现人质释放。如今，内塔尼亚胡顶着极右翼的巨大压力，同意从黎巴嫩撤军，似乎证明来自特朗普的压力确有效果。

然(ran)而(er)特(te)朗(lang)普(pu)上(shang)台(tai)真(zhen)的(de)能(neng)为(wei)加(jia)沙(sha)带(dai)来(lai)和(he)平(ping)吗(ma)列(lie)维(wei)表(biao)示(shi)恰(qia)恰(qia)相(xiang)反(fan)他(ta)指(zhi)出(chu)内(nei)塔(ta)尼(ni)亚(ya)胡(hu)一(yi)直(zhi)受(shou)到(dao)以(yi)色(se)列(lie)极(ji)右(you)翼(yi)的(de)压(ya)力(li)而(er)内(nei)塔(ta)尼(ni)亚(ya)胡(hu)一(yi)直(zhi)以(yi)拜(bai)登(deng)政(zheng)府(fu)阻(zu)挠(nao)作(zuo)为(wei)借(jie)口(kou)特(te)朗(lang)普(pu)上(shang)台(tai)将(jiang)剥(bo)夺(duo)内(nei)塔(ta)尼(ni)亚(ya)胡(hu)的(de)借(jie)口(kou)打(da)破(po)以(yi)色(se)列(lie)政(zheng)府(fu)内(nei)部(bu)当(dang)前(qian)脆(cui)弱(ruo)的(de)平(ping)衡(heng)一(yi)些(xie)遭(zao)到(dao)以(yi)色(se)列(lie)军(jun)方(fang)等(deng)力(li)量(liang)反(fan)对(dui)的(de)过(guo)度(du)扩(kuo)张(zhang)和(he)使(shi)用(yong)武(wu)力(li)计(ji)划(hua)可(ke)能(neng)得(de)到(dao)推(tui)进(jin)

列维出身犹太望族，父亲曾担任英国首相的中东事务特使。20世纪90年代，列维作为以色列总理拉宾、巴拉克的高级顾问及政府代表，参与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此后，他同参与和平进程的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士长期合作，不断推动可能的和平方案落地。他也是美国政策界最具影响力的进步犹太团体J Street的创始人之一。近日，列维就特朗普上台后的巴以局势走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列维。（受访者供图）

拜登给自己的历史定位就是“和以色列在一起”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半个世纪，美国总统、特别是民主党总统，往往会在卸任前的最后时刻尝试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但今年11月以来，从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到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表示反对，拜登政府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依然和选举日前一模一样。这是为什么？拜登是否会在执政期的最后采取措施，通过解决加沙危机塑造自己的历史地位？

列维：美国历史上，“跛脚鸭”总统（指继任者已经产生、即将离任的总统）确实会在任期的最后更加随心所欲。即使涉及以色列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在其执政期最后的2016年12月，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美国）弃权通过了相当重要的2334号决议，确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设立“定居点”违反国际法。那时拜登就是副总统。

此外，里根总统在其执政期将结束时，首次承认并开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关系。克林顿总统也在任期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中东和平计划。

但是，这一切不会发生在拜登身上。在奥巴马任期末，拜登就是反对奥巴马政府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334号决议的。对拜登来说，这不仅仅是美国政治或民主党幕后捐赠者的问题，而是一种个人信念。在某种程度上，拜登认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代表。

你或许还记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曾在10月13日向以色列政府发出过一次“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政府在30天内改进加沙地带的人道准入情况。当时，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1月13日。在这30天内，以色列政府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封锁了加沙北部地区。

然后，最后期限到了，美国人做了什么呢？拜登政府选择什么也不做，并在11月19日的安理会投票中再次动用了否决权。这是安理会近期第一次出现14∶1的投票，就连英国政府也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

内塔尼亚胡政府出于自己的考量，或者由于特朗普的压力，同意在黎巴嫩边境停火，这也和拜登没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拜登可能会继续推动其不成功的加沙停火方案，但不会采取其他实质性措施。村头是老族长石云峰的院落，由巨石堆砌而成，紧挨着焦黑而巨大的柳木。

对拜登来说，他并不接受或者认为“我们失败了，我们留下了一个更糟糕的中东局势”的历史定位。他试图讲述的是：我们坚定地支持了乌克兰，我们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而在中东问题上，我们和盟友以色列站在了一起，反对恐怖主义。也许，未来拜登政府会面临参与种族灭绝共谋的国际诉讼，但他们眼里的中东形势和国际社会的看法不同。

当(dang)地(di)时(shi)间(jian)1(1)1(1)月(yue)2(2)7(7)日(ri)叙(xu)黎(li)边(bian)境(jing)黎(li)巴(ba)嫩(nen)一(yi)侧(ce)A(A)l(l)A(A)r(r)i(i)d(d)a(a)边(bian)境(jing)口(kou)岸(an)在(zai)遭(zao)受(shou)以(yi)色(se)列(lie)空(kong)袭(xi)后(hou)损(sun)毁(hui)一声凶戾的禽鸣自高天传来，穿金裂石，竟源自那片乌云，细看它居然是一只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巨鸟，遮天蔽月，长也不知多少里。

特朗普上台有利于以色列极右翼，但不利于内塔尼亚胡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在2017年到2021年1月的首个总统任期内，采取了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中东政策。现在，他又提名了多位亲以色列的右翼人物领导新政府的外交和安全事务。这种情况下，“特朗普2.0”的中东政策会比“特朗普1.0”更激进吗？

列维：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被不切实际、没有根据的分析冲昏头脑。对于特朗普，现在有一些人给出了很乐观主义的推测，觉得特朗普想要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有不可预测的手段，所以他会推动中东的和平。

面对这种分析，我们要保持冷静。必须确保一切分析是以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为基础。这些事实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记录：他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承认了以色列对其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主权”，推动了旨在将巴勒斯坦问题彻底边缘化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进程，将以色列的非法定居点合法化。

这一切不只是特朗普个人的观点，而是基于整个共和党的生态体系。国会共和党人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特朗普和共和党的主要捐赠者和以色列有关联。在美国国内，围绕以色列的种种“文化战争”也是由共和党人或亲共和党团体主导的。因此，不要指望这个体系能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什么新的、积极的政策。

更严峻的是，现在的中东局势比4年前更加危险，因为加沙地带正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罪行，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很不稳定，以色列政府仍在进行更激进的战争计划。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上台会让一些具体情况变得更危险。

第一，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拜登政府其实是一个“完美搭档”。内塔尼亚胡所依赖的执政联盟，包括了比他更激进的极右翼。在遭到这些极右翼的质疑时，内塔尼亚胡一向宣称一切阻碍都来自美国，并可以假装强硬地表示反对“华盛顿的压力”。而特朗普上台将剥夺内塔尼亚胡的借口，打破以色列政府内部当前脆弱的平衡。一些遭到以色列军方等力量反对的过度扩张和使用武力计划，可能得到推进。

第二，特朗普支持以色列，但并不意味着会帮助以色列解决所有问题。特朗普不想在军事上直接卷入以色列的战争，也不会帮助内塔尼亚胡解决其政府内部的分裂、社会公众的愤怒等问题。经济上，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不会帮助以色列复苏。

所以，总的来说，以色列面临的局势将变得更加危险。当以色列跳进“火坑”，面对中东地区四周的怒火时，美国远在千里之外。当以色列因其更激进的行动遭到“全球南方”和更多西方国家的明确反对乃至抵制时，美国不会且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中东是否还会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和特朗普的核心伙伴马斯克进行了秘密会面。“特朗普2.0”的伊朗政策，是可能变得更激进，还是有可能出现戏剧性的转变？

列维：伊朗问题的不确定性确实比巴以问题大很多。特朗普新政府最初的政策可能是“最大施压”，但其团队中的一些人不想让局势升级。不想被拖入战争，可能是新政府政策的出发点。特朗普已经决定了一系列可能推高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如果升级中东战争，就意味着能源价格上涨和进一步严峻的通胀形势。

此外，特朗普的海湾盟友对与伊朗冲突的态度有明显变化，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有了长足进展。再加上伊朗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非常关注和西方接触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对特朗普时代的伊朗政策持一个开放观望的态度。伊朗问题甚至有可能成为特朗普希望和俄罗斯达成的广泛协议的一部分。

当地时间11月13日，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席共和党会议。

特朗普很难复制《亚伯拉罕协议》

《中国新闻周刊》：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特朗普推动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他原本的计划中还包括沙特阿拉伯及更多国家。但近年来，沙特在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都有一定变化；另一方面，沙特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也不断深化。特朗普依然希望推动沙特等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他能如愿吗？

列维：我们应当谨慎地预测关于沙特的动向。在当前的情况下改善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并不是不可能的。如你所言，沙特和美国一直在进一步深化双边伙伴关系。但如果看看沙特最近一年来发布的强硬的声明，沙特领导人显然知道沙特社会及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看法是怎样的。

具体而言，首先，在沙特和以色列之间重复《亚伯拉罕协议》是不可能的，沙特是地区大国，需要一个单独的、全新的模式。和8年前相比，美国、以色列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沙特，一个不同的本·萨勒曼（沙特国王）。由于沙特的发展及其在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提高，萨勒曼国王在国际舞台上建立了新的自信，他已经“走”出很远了。

其次，加沙依然处于严重的人道灾难中，中东阿拉伯世界很明确地表示，不愿意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前或至少在加沙问题解决前，和以色列推动关系正常化。沙特领导人也很清楚，即使沙特重新开启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不足以改变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走向。同样，以色列也不愿意为了和沙特的关系正常化，就结束在加沙的行动来满足沙特的要求。

最后，中东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很清楚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他们所具备的投资能力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人们总是需要中东阿拉伯世界的钱。而且，中东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并不天真，他们清楚如何在大国博弈中进行对冲，也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政治每隔四年会变换方向。

沙特和伊朗关系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在“特朗普1.0”时期，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遭到伊朗攻击，特朗普政府对此没有做出反应。现在，沙特选择了推进和伊朗的关系正常化，并在中国的帮助下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中东阿拉伯世界具备了更强的平衡之道，他们和美国、以色列的关系不再是单向度的，如果特朗普只是想把它们拉进以色列的轨道里，不会那么容易。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在说，以色列的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一些接近以色列政府的人士近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认为，他们相信当前以色列的外交困境是短期的，以色列和欧洲盟国的关系是可以迅速修复的，毕竟欧洲还有一场“自己的战争”需要关注。他们还宣称，以色列和“全球南方”的关系也会得到修复，比如印度尼西亚正在寻求加入经合组织，根据加入的前提条件，他们必须和经合组织成员国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未来几年，以色列的国际环境是否可能逐渐好转，而加沙将再次成为“被遗忘的战场”？

列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反直觉的话题。首先，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在以色列和第三国的关系问题上采取足够的压力，迫使第三国调整对以政策。我认为，这件事或许不是美国新政府的优先事项。当然，在共和党人的支持下，以色列会进一步推进其“文化战争”，我们会看到全球的极右翼、民粹主义者、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等共同努力，这肯定会对改善以色列的国际声誉有所帮助。

但是，我不会低估加沙人道危机的影响。一方面，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其关注度短期内不会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内塔尼亚胡将进一步迁就极右翼，那意味着以色列军队甚至可能不会从加沙地带离开，加沙不会很快过渡到一个新的和平时期。最后，几十名青壮年男子在村头集合，由族长石云峰带着来到旁边的雷击木前，对着老柳树认真祈祷。

如果新的和平时期开始，那将意味着国际媒体可以重新进入加沙地带；而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在加沙的最严重的罪行，由于国际媒体和调查人员被禁入而尚未得到足够的披露。一旦记者回到现场，我们至少可以预期多数欧洲国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至于“全球南方”，诚然，以色列具备一些推动其全球关系改善的优势，比如它是一个高科技强国，它一直在加沙地带测试各种新的人工智能战争工具。对于某些国家的政府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但是，如果具体到像印尼这样的国家，印尼社会和政府长期以来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我不认为印尼新政府有意愿对公众表示：“我们在拥抱以色列”。

因此，我觉得某些以色列人士对你说的话，可能是一种自吹自擂。他们或许真的对于改善国际关系有信心，也可能他们只是在欺骗自己，毕竟目前的事实是相当糟糕的。即使对于那些可能对以色列的军事、科技能力感兴趣的国家来说，他们也看到，以色列除了将加沙变为废墟之外，至今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军事目标，在黎巴嫩和加沙都没有取得军事胜利，也没能把人质救出来。他们也已经看到，以色列的经济不再强劲，参与技术革命的知识群体正在离开这个国家。

面对一个事实上被削弱了、暴露了弱点的以色列，即使有特朗普政府的加持，国际社会也会有自己的考量。

记者：曹然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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