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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文化重环玉璧。杜建坡摄
凌家滩文化玉鹰。杜建坡摄
凌家滩文化玉石猪。杜建坡摄
凌家滩文化双虎首玉璜。本报记者 邹雅婷摄
凌家滩文化坐姿玉人。杜建坡摄
庄严肃穆的玉人,暗含丰富哲学思想的刻图玉版,反映新石器时代自然崇拜的玉龟、玉鹰……近日,“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幕,为观众奉上一场史前玉文化盛宴。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是长江下游同时期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聚落遗址,自1985年发现以来,出土大批重要玉器,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此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博物院、含山县人民政府、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含山博物馆联合承办,汇集5家考古文博机构的399件(套)重要文物,体现了历年及最新考古成果。展览分为“问天究源”“斧钺圣权”“邃古炊烟”“神巫王权”“天工巧艺”“九州共辉”6个单元,生动展示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璀璨的“凌家滩篇章”。
反映先民信仰
凌家滩遗址是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标志性遗址之一。考古学家严文明曾指出:“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策展人徐琳告诉记者,展览主题“文明先锋”正是来源于此。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石器104件。此次展览是凌家滩遗址历年出土玉器第一次合璧展出,很多珍贵文物首次与观众见面。“我们动用了很强的科技力量,对参展文物进行检测、研究,有不少新的发现。”徐琳说。
凌家滩遗址是一处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中心聚落遗址,发现了奇特的祭坛、神秘的燎祭遗迹等,出土文物中有许多与祭祀、占卜相关,反映了先民的原始信仰。
凌家滩遗址共出土6件完整的玉人,3件为立姿,3件为坐姿,此次展出其中4件。玉人皆为方脸,以阴线刻出“介”字形方格纹冠,两耳垂处各有一圆形钻孔,以示穿戴耳饰之用,腰间雕出斜纹带饰。除姿势不同外,6件玉人的差异在于腕部阴刻的手镯数量不同,分别有5个、6个、7个。它们背后都有斜向对钻的穿孔,可穿缀在特定载体上作为祭祀礼器使用。孔径仅1.5毫米左右,表明当时的钻孔技术已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玉人服饰精美,表情庄重,双臂贴胸,十指分开,似为礼神致敬之姿,可能表现了凌家滩高等级贵族中巫师的形象。
玉鹰是凌家滩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鹰侧首傲视,双翅张开,翅端各为一猪首形象,可能以猪作为财富的象征。鹰腹刻八角星纹,这种纹样在凌家滩出土的玉版和新石器时代众多陶器上都有出现。这件玉鹰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所用之物,鹰、猪、八角星纹集于一器,体现了先民崇尚万物有灵的宇宙观。
在玉鹰两边,展示着玉龙和神树形玉饰。“凌家滩16号墓出土的这件玉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角有鳞的玉龙。”徐琳介绍。玉龙呈首尾相衔的环状,龙首吻部凸出,头顶伸出两角,耳、嘴、鼻、眼以阴线刻出。龙身外缘刻一周17条斜线,象征龙鳞。龙身近尾部有一钻孔,应是系挂或连缀所用。
神树形玉饰呈等腰三角形,扁平片状,底边对钻4个圆孔。正面正中有一条阴刻竖线,两侧有18组对称阴刻线斜向分布,整体呈树形。据介绍,这件玉器上的纹饰与安徽蚌埠新石器时代双墩遗址发现的刻划树形符号以及安徽淮北汉代画像石中的“神树”图案十分相似。
独立展柜中展示的一组玉龟、玉版、玉签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均为故宫博物院所藏,1987年出土于凌家滩4号墓。玉龟由背甲和腹甲组合而成,两片玉甲上的小孔正好相对,可用绳穿入,组成一副完整的玉龟甲。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腹甲之间,位于墓主的腰部,旁边还有一根玉签,三者可能组合使用。玉版略呈长方形,正面略凸,反面稍内凹,两面均抛光。玉版四周有23个小钻孔,正面刻纹,中心圆内为八角星纹,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均分为8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各有一条圭状纹,分别指向八方,呈放射状。大圆外有4条圭状纹指向四角。
八角星纹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一种图符,最早出现在七八千年前,在古代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欧洲等地均广泛分布。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豆上的八角星纹,与凌家滩玉版上的八角星纹轮廓一样,只是少了中间的连线。关于玉版图案的涵义,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太阳或天地之神的象征,或是远古的洛书和原始的八卦,可能反映了“八方”和“数理关系”概念;还有学者认为它反映了古代历法,是史前的日晷图像,或是记录了超新星爆发的天文现象。
展现社会面貌
5300多年前的凌家滩,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水运便利,先民们在此耕田养猪、打猎捕鱼、烧陶治玉、纺线织布,形成了繁荣的聚落。展厅里陈列着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陶罐、陶杯、陶纺轮、猪骨、鱼脊椎骨等,勾勒出当时的生产生活面貌。
凌家滩已经出现了明晰的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围绕祭坛而建的70座墓葬分属于不同阶层——掌握神权的巫师、制作玉器的工匠和平民。不同身份的人埋葬区域不同,葬制葬仪也有较大差异,随葬品有丰有寡。
2(2)007(7)年(nian)发(fa)掘(jue)的(de)2(2)3(3)号(hao)墓(mu)规(gui)模(mo)之(zhi)大(da)随(sui)葬(zang)品(pin)之(zhi)多(duo)为(wei)凌(ling)家(jia)滩(tan)墓(mu)葬(zang)之(zhi)最(zui)专(zhuan)家(jia)推(tui)测(ce)墓(mu)主(zhu)人(ren)具(ju)备(bei)巫(wu)与(yu)王(wang)的(de)双(shuang)重(zhong)身(shen)份(fen)棺(guan)内(nei)底(di)部(bu)铺(pu)满(man)石(shi)锛(ben)石(shi)凿(zao)墓(mu)主(zhu)面(mian)部(bu)覆(fu)盖(gai)1(1)件(jian)绿(lv)玉(yu)钺(yue)腰(yao)裆(dang)部(bu)系(xi)挂(gua)3(3)组(zu)玉(yu)龟(gui)形(xing)器(qi)手(shou)臂(bi)两(liang)侧(ce)放(fang)置(zhi)对(dui)称(cheng)的(de)两(liang)组(zu)石(shi)钺(yue)头(tou)脚(jiao)两(liang)端(duan)均(jun)有(you)1(1)件(jian)玉(yu)璧(bi)和(he)多(duo)件(jian)环(huan)镯(zhuo)棺(guan)内(nei)还(hai)散(san)落(luo)玉(yu)玦(玦)玉(yu)环(huan)等(deng)饰(shi)品(pin)棺(guan)外(wai)随(sui)葬(zang)豆(dou)鬶(鬶)壶(hu)盆(pen)等(deng)陶(tao)器(qi)和(he)石(shi)钺(yue)石(shi)锛(ben)等(deng)重(zhong)达(da)8(8)8(8)千(qian)克(ke)的(de)玉(yu)石(shi)猪(zhu)压(ya)在(zai)墓(mu)口(kou)之(zhi)上(shang)
此次展览以多媒体形式介绍了这座“王者之墓”的形制和随葬品,并展示了墓中出土的重要文物。玉石猪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同时代最大、最重的玉雕作品。猪拱部凸出,其上有两个鼻孔,嘴两侧刻上弯的獠牙,应为野猪形态。眼和竖耳用减地法表现,颈部宽而浅,腹部一侧刻两条弯曲的线,象征蜷曲的双腿。这件大玉猪发现于墓口上方而不是墓底,可能有某种指示或镇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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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虎首玉璜两端雕出虎首形,阴刻出鼻、嘴,以两面管钻孔为眼,面部浅浮雕耳、吻部,前肢收于身前呈伏卧状,以阴刻线纹表现虎斑纹理。这件虎头璜造型独特,形象逼真,萌态可掬。
水晶耳珰表面琢磨光滑,抛光的净面度很高,其球面体在显微镜下放大120倍观察仍不见磨擦痕,可与现代抛光技术媲美。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满是认真之色,大一些的孩子虎虎生风,小一些的也比划的有模有样。
见证文化交流
距今5000多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九州大地上,庙底沟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熠熠闪耀,如同繁星满天,它们各自蓬勃发展,彼此之间又有交流互鉴。展览最后一个单元“九州共辉”阐释了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联系,并展示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新石器时代多种典型玉器。
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距今6500年—5000年,这里孕育出灿烂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先民与凌家滩先民一样尊玉崇神,制作出大量精美的玉礼器和玉饰。除却半截主干外,它只剩下了一条柔弱的枝条,但却在散发着生机,枝叶晶莹如绿玉刻成,点点柔和的光扩散,将一个村子笼罩。
红山文化玉玦形龙与凌家滩玉龙都呈头尾卷曲状,吻部凸出,且都有钻孔,可随身佩戴。这类玉玦形龙在红山文化中很常见,有学者认为其首部似猪,称之为玉猪龙。
玉斜口筒形器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因其形似马蹄,又被称为马蹄形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多件斜口筒形器,有的放置于人头骨上下,有的位于胸腹间或右肩部。“关于它们的用途有多种说法,如发饰、工具等。”徐琳说,“凌家滩23号墓出土3件玉龟形器后,不少专家认为,红山文化玉斜口筒形器的造型和功能可能受到凌家滩玉龟形器影响,是祭祀或敬神仪式中占卜的法器。”
距今5300年—4300年,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出现了良渚文化。良渚与凌家滩地理位置相近,年代接续,在玉器工艺、形制和聚落营建、布局等方面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头雕像,头戴三瓣叶式冠,额上有3道凸棱,额中部向上略隆起,其下似鼻梁,两眼残存一半,呈椭圆形上挑,与良渚玉器中的神人像颇为相似。
在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都发现了“介”字形玉冠饰,充分证明三大玉文化之间存在密切交流。一群大孩子看着他,皆挤眉弄眼,让原本严肃的晨练气氛轻缓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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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12月24日 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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