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出现了较多具有版权观念的文献。宋光宗绍熙年间王偁《东都事略》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本，已申上司，不许覆板”[6](P222)，南宋中期的出版者，已将版本在官府备案，可见其维护版权的意念较强烈。其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祝穆刊刻了《方舆胜览》，其中保留了一篇重要官方版权文书：“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7](P36～37)这是一篇有理有据的榜文，诉说了编纂的辛苦、不菲的花费及对嗜利者翻刻盗印的担忧。而采取的措施则是寄望于官府，张挂晓示，毁除盗版。元朝也出现了具有版权观念的文献，元人陈宲刊印黄公绍《古今韵会举要》，前之长方木牌记：“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7](P41)指出了采取“禁约”方式应对盗版书。无疑，唐宋元渐次出现的版权观念为明代版权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人对版权的理解与策略在深度与力度上都得以强化。“祭灵，请保佑族人，让孩子们打到肥美的猎物，平安归来。

明中后期坊刻非常兴盛，全国各地书坊遍布，刻书众多，仅福建建阳一地，有刻书家131人，书肆64家，刻书种数655种[8](P333)。在印刷技术愈发成熟与图书出版日益商品化的背景下，明中后期坊刻本中版权观念突出。出版者、作者以不同的话语与方式强调版权的重要性，以载体为划分标准，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坊刻本牌记中的版权宣示，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万历来氏宝印斋刻《宣和印史》牌记“恐有赝本，用汉佩双印印蜕，慧眼辨之”，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前唐十二家诗》牌记“闽城琅妚斋版，坊间不许重刻”，万历刻《月露音》牌记“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此类牌记或采用特殊标识，或言明不得翻刻，以维护所刻图书的版权。其二，坊刻本扉页上的版权宣示。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新镌海内奇观》扉页上有“武林杨衙夷白堂精刻，各坊不许翻刻”，万历四十年(1612)刘双松安正堂刻《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扉页记“票用双松印记，买者查有姓号，方不悮认”[9](P471)，崇祯元年(1628)尚友堂刻《初刻拍案传奇》扉页记“本衙藏，翻刻必究”。其三，坊刻本其他形式的版权宣示。有的在封面题款上表明版权，武林书坊刻《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封面题识“武林人文聚藏板”。有的在凡例中表明版权，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发凡中有“诫翻”条。有的在告白中表明版权，崇祯刻本《道元一气》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云。”[10](P81)有的在版心处表明版权，弘治十六年(1503)刻《西庵集》版心上方印有“弘治癸亥金兰馆刻”。有的在卷中表明版权，嘉靖三十一年(1552)刻《墨子》卷十五末记有“嘉靖壬子岁夷则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铜板活字”。明中后期，这类宣示坊刻本版权的文字不胜枚举。

通过上文论述可以发现，相较于明代以前出版的图书，明中后期坊刻本中版权观念特色鲜明，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在规模上，明中后期坊刻本中宣示版权的文献激增。明以前，出版者、作者表明版权的文字有限，以唐立国至元灭亡为一时间段，共750年，鲜明宣示版权的文献仅有数篇。而明中后期则出现了版权观念的大爆发，在近200余年的时间里，这类文献层出不穷。第二，在策略上，明中后期出版者、作者采取了多样化的版权维护对策。以坊刻本为例，举凡封面题款、扉页、牌记、凡例、告白、版心、卷中、卷末等，皆成为明代出版者、作者维护版权的阵地。由单一性走向多样化，是明中后期坊刻本在应对翻刻盗印时的突出特点。第三，在深度上，明中后期坊刻本深化了对版权的认知。此期出现的文献，较有深度地论述了编撰出版图书的辛劳与花费，侵害版权的种种表现及抵制盗印的强烈决心。这些强有力的宣示，在震慑嗜利盗印者外，也推动了古代版权观念的发展。

二、江湖与庙堂：明代坊刻与官刻版权观念的比较

古代刻书，按刻书主体分，有官刻本、坊刻本、家刻本之别。官刻本是“庙堂”之上的，体现了官方意志；坊刻本是“江湖”之远的，体现了民间诉求。以明代为纵切面，考察官刻与坊刻两个系统的版权观念，应具有一定的启发与价值。

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和图书市场的日益繁荣，政府往往会加强图书管控，以引导民众意识与文化的发展趋向。明初，采取偃武修文政策，将文治地位提高，官刻图书的出版成为传达帝王意志的途径，因此，官刻本的版权显得尤为重要。明代官刻图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嘉靖十一年(1532)提刑按察使司发出牒文，召集书坊主到衙门，颁发经书官本，要坊主照式翻刊，此牒文在所刻《春秋》四传、《礼记集说》中都得以保留。为避免官刻图书在翻刻过程中产生错误，误解帝王意志，政府制定了一些规定。这些规定由国家机构推行，是强制措施，违者毁除版片、处以罚款、施以杖责，更严重的则充军入监甚至处死。明官刻本版权规定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其涉及范围有限，多为历日书、政令书、儒家经典。禁止伪造历日书的规定很多，且处罚非常严重，明刻本《大明万历七年岁已卯大统历》牌记：“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政令书是官方政策传达文本，因此，明代也禁止伪造，明初朱元璋面对官方政令翻刻本字多讹舛，文不可读，于《大诰续编》后序中强调：“今特命中书大书，重刻颁行，使所在有司就将此本，易于翻刻，免致传写之误。敢有仍前故意差讹，定拿所司提调及刊行者，人各治以重罪。”[11](P408)儒家经典是科举考试的日常读本，也是需要依式翻刻的，“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铲毁，决不轻贷”[7](P156～157)。对士子科举采用的儒家经典，禁止伪造，并提出了较成体系的管控措施。明官刻本，因为有政府的管理，翻刻盗印相对于坊刻本较少。这体现了明官刻本中版权规定具有强制性，但其涉及的图书范围却很有限，因此，未能在更大范围发挥功效。

明中后期坊刻本中的版权观念是民间出版者、作者意识的体现，这些版权观念多是自发形成，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此期坊刻图书上经常出现的“不许重刻”、“不许翻刻”、“翻刻必究”、“敢有翻刻必究”、“翻刻千里必究”等文字，更多的是出版者、作者面对盗印时的控诉与警告，但这种诉求，由于缺少政府机构的保障，往往流于空言。余象斗在《八仙传引》中说：“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馀，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12](P1399)作为书坊主，余象斗面对自家刻书被翻刻盗印，感叹刻书艰辛与花费颇巨，对射利者的盗印行为，只是用“无耻”、“浪棍”、“逃奴”等字眼辱骂，并没有能够提出制约坊肆翻刻的有效措施。此外，明坊刻本中出现的版权观念，其指涉的范围很广，有诗文集、小说、戏曲等种种类型。生长于民间的明代坊刻版权观念，并无强有力的机构保障，更多的是道德上的谴责、警示，但其涉及图书范围更广。

明官刻与坊刻虽属两个系统，但主导着官刻的政府机构有时会监督、管控坊刻的图书出版，这其中有版权观念的萌发，也是官刻与坊刻两者版权观念的互动。清人施鸿保《闽杂记》记载了发生在嘉靖年间的一件趣事，“时福建建阳书坊刊刻多讹，巡抚御史杨瑞提督学校副使邵说请于建阳设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员，监校麻沙书板，寻命侍读汪佃领其事”[11](P409)。此事发生在嘉靖五年(1526)，起因于地方官员上书请求政府派员监督本地图书出版。麻沙本讹误舛错较多，校勘质量差，由政府专门派员监督，是政府管理坊刻图书的行为。明坊间印书，由于有官方监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猖獗的盗印。明代官刻本系统版权观念具有强制性，然所涉图书范围不广；坊刻本系统版权观念多为出版者、作者面对翻刻盗印时的道德谴责与警示，但涉及图书范围更广，两者的并行与偶有交融，是明代图书版权观念的基本面貌。

三、盗印与策略：明中后期坊刻重要版权文献细读

伴随着明中后期蓬勃发展的坊刻，翻刻盗印亦愈演愈烈，导致了部分坊刻本粗糙低劣。“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13](卷二十五，P441)，部分出版者不顾多年的从业名誉，为利欲驱使，盗印书籍。这种状况，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激烈抨击。明人郎瑛说：“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14](卷四十五)闽本竟删削篇目，以次充好，谋取利益。清人叶德辉批评“可知朱明一朝刻书，非仿宋刻本，往往羼杂己注，或窜乱原文”、“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7](P158～159)。足见明中后期坊刻本疏于校雠、恣意改动、翻刻盗印之弊。

面对严重的盗印之风，出版者、作者的权益受到了危害，他们苦不堪言，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击。这里试以明中后期坊刻中两篇重要版权文献为细读对象，以文本为聚焦点，以语境为讨论背景，观照书写者的心理轨迹与利益诉求。先看展现明中后期出版者版权观念的一篇文献，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发凡》“诫翻”条：

坊(fang)人(ren)嗜(shi)利(li)更(geng)惜(xi)费(fei)翻(fan)刻(ke)之(zhi)弊(bi)所(suo)繇(yao)始(shi)也(ye)迩(er)来(lai)讦(jie)告(gao)追(zhui)板(ban)而(er)急(ji)于(yu)窃(qie)其(qi)实(shi)巧(qiao)于(yu)掩(yan)其(qi)名(ming)如(ru)诗(shi)余(yu)旧(jiu)本(ben)按(an)字(zi)数(shu)多(duo)寡(gua)编(bian)次(ci)今(jin)以(yi)春(chun)夏(xia)秋(qiu)冬(dong)编(bian)次(ci)矣(yi)至(zhi)本(ben)意(yi)送(song)别(bie)题(ti)情(qing)咏(yong)物(wu)诸(zhu)词(ci)侭(侭)不(bu)可(ke)以(yi)时(shi)序(xu)论(lun)必(bi)硬(ying)入(ru)时(shi)序(xu)中(zhong)不(bu)妥(tuo)莫(mo)甚(shen)太(tai)末(mo)翁(weng)少(shao)麓(lu)氏(shi)志(zhi)趋(qu)风(feng)雅(ya)敦(dun)恳(ken)兹(zi)集(ji)捐(juan)重(zhong)资(zi)精(jing)镌(juan)行(xing)世(shi)吾(wu)惧(ju)夫(fu)后(hou)来(lai)市(shi)肆(si)有(you)以(yi)春(chun)夏(xia)秋(qiu)冬(dong)故(gu)局(ju)刻(ke)之(zhi)者(zhe)不(bu)然(ran)以(yi)四(si)集(ji)合(he)编(bian)稍(shao)增(zeng)损(sun)评(ping)注(zhu)刻(ke)之(zhi)者(zhe)而(er)能(neng)逃(tao)于(yu)翻(fan)之(zhi)一(yi)字(zi)乎(hu)夫(fu)抹(mo)倒(dao)阅(yue)者(zhe)一(yi)片(pian)苦(ku)心(xin)为(wei)不(bu)仁(ren)罟(gu)吞(tun)刻(ke)者(zhe)十(shi)分(fen)生(sheng)计(ji)为(wei)不(bu)义(yi)讵(ju)嘿(hei)嘿(hei)而(er)已(yi)也(ye)先(xian)此(ci)布(bu)告(gao)1(1)5(5)卷(juan)首(shou)

沈际飞，字天羽，明末昆山人，《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是其编选评正的一部词选。是部词选共17卷，体例庞大，故沈际飞于卷首撰有凡例，分列“铨异、比同、疏名、研韵、分袠、著品、证故、刊误、定谱、竣喆、诫翻”11项。“诫翻”条论述上层层推进，起首言坊人“嗜利惜费”，这是盗印产生的原因。继而言翻刻者“窃实掩名”，举词选中部分词硬入时序为例。再之言词选为翁少麓捐资镌刻，若市肆恣意翻刻，则为不仁不义之徒。相较于前代，这份体现版权观念的文献较具特点。沈际飞提到了读者、出版者、翻刻者三种角色，翻刻者盗印抹倒了读者的一片苦心，吞灭了出版者的日常生计，落入了不仁不义之域。对盗印者造成图书流通的非正常状态的剖视，表现了出版者对日益猖獗的翻刻盗印行为深恶痛绝。于书首凡例处表明出版者鲜明的抵制态度，是对此种行为的强力回应。

再(zai)看(kan)可(ke)间(jian)接(jie)表(biao)现(xian)明(ming)中(zhong)后(hou)期(qi)作(zuo)者(zhe)版(ban)权(quan)观(guan)念(nian)的(de)一(yi)篇(pian)文(wen)献(xian)袁(yuan)叔(shu)度(du)刻(ke)袁(yuan)宏(hong)道(dao)潇(xiao)碧(bi)堂(tang)集(ji)中(zhong)有(you)书(shu)种(zhong)堂(tang)禁(jin)翻(fan)豫(yu)约(yue)此(ci)节(jie)录(lu)其(qi)文(wen)如(ru)下(xia)

今书则名笔也，镌则良工也，雠讹订舛则绝无陶阴鲁鱼也。余亦自谓杀青中无此伎俩，洵称邺架奇珍，余之心亦良苦矣。往见牟利之人，原板未行，翻刻踵布。传之贵广，即翻奚害。第以鱼目混夜光，而使读者掩卷：疏斜其刻划，挂漏其文词，纷如落叶，曾不得十行下。灾及柔翰，而诅楚及余，是可痛恨耳！兹与副墨子约，有能己精益精，远出吾剞劂上者，敢不俯首逊谢，舍旃东家之丘。如使垂涎洛阳纸价，辄以樗材恶札袭取贱售掩之乎？余请从绕朝授策，与决坚白！诸君子有癖若袁生者，不惜佐我旗鼓。万历戊申中秋前三日书于西武丘之金采山房。[16](卷首)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明末公安人。袁叔度，字无涯，吴县人，与袁宏道为友，曾刻印袁宏道的七种诗文集。万历三十年(1602)，袁宏道向袁无涯修书：“不肖诗文多信腕信口，自以为海内无复赏音者，兄丈为之梓行，此何异疮痂之嗜。”[17](P1251)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在给袁无涯的尺牍中言：“《瓶花》《潇碧》二集寄览。又《觞政》一编，唐人旧有之，略为增减耳，并上。”[17](P1282)万历三十六年(1608)，袁无涯书种堂刊刻了《潇碧堂集》。节录文字位于卷首，虽由出版者袁无涯撰写，但无疑袁宏道是看过的，可以看做是出版者袁无涯与作者袁宏道共同合作，一起向翻刻盗印投掷的一篇檄文，读之使人义愤填膺。先言此集“名笔良工”、雠讹订舛俱佳，用心良苦之态历历在目。次言牟利者“鱼目混夜光”、刻划文词讹误众多，深恶痛绝之心溢于言表。再言“绕朝授策，与决坚白”的斗志，激昂踊跃之状栩栩如生。相较于前代，这份文献的可贵之处在于这是出版者和作者合作向翻刻盗印抗争的表现。此前，在不多的体现版权的材料中，多为出版者反抗盗印，较少有诗文集作者直接有力的对抗。这份文献可谓吹响了书籍作者抵制翻刻盗印的号角，影响深远。其后，清人郑板桥在《后刻诗序》中明言：“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18](P17)其斥责的力度更甚，非无源之水，非无根之木，应得到了明中后期坊刻本中版权观念的影响。

明中后期坊肆翻刻盗印严重，出版者、作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大都奋起抗争。通过文献细读，往往能够有效地观照出版者、作者的心态表现及应对策略。虽明中后期距今约500年，然藉此方式，我们仍可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明人的版权观念。

四、结 语

对明中后期坊刻本中版权观念的历史定位、比较剖析与文献细读，无疑有助于明晰对古代版权观念萌芽、发展的认知。历史定位层面上，作为接续唐宋元与清代的时间段，明中后期坊刻本中版权观念传承既往，开拓其后，清代版权观念更普遍，更具深度，则显得更易理解，同时也成为清宣统二年(1910)颁布《大清著作权律》的内在诱因。比较剖析层面上，明代官刻与坊刻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其版权观念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官刻本中版权观念具有强制推广意味，其所涵盖图书范围却是有限的；坊刻本中版权观念多是道德上的诉求，然其涉及图书范围却更广，两种系统并不是相互独立，应是时有互动。文献细读层面上，明中后期坊肆猖獗的翻刻盗印触发了版权观念的群发状态，通过细读出版者、作者留存下来的重要文献，我们可以获悉此期图书市场的出版状况，出版者、作者在应对翻刻盗印时的心理轨迹与利益诉求。要而言之，明中后期坊刻本中出现的版权观念在中国古代版权的发展中应是重要一笔，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清代版权观念的前进才可以理解。(彭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