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枢纽襄阳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地理枢纽，即战争中的“衢地”或“锁钥地点”，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战略价值，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焦点。这些地区通常位于几大经济区的交界地带，控制着交通要道，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本书中，作者以郑州、函谷关、敖仓、合肥、襄阳等地举例，这些地区均因其在战争中的关键位置而备受瞩目。

笔者印象最深的是襄阳在蒙古灭宋之役中，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军事价值，成为南宋抵抗蒙古南征的最后防线。山脉中十分危险，那些异兽凶禽过于强大与恐怖，每一次去狩猎都可能会有人丢掉性命。

襄(xiang)阳(yang)从(cong)春(chun)秋(qiu)以(yi)来(lai)就(jiu)是(shi)连(lian)接(jie)江(jiang)汉(han)平(ping)原(yuan)和(he)南(nan)阳(yang)盆(pen)地(di)的(de)重(zhong)要(yao)交(jiao)通(tong)枢(shu)纽(niu)作(zuo)者(zhe)引(yin)用(yong)司(si)马(ma)懿(yi)对(dui)襄(xiang)阳(yang)的(de)地(di)理(li)价(jia)值(zhi)的(de)原(yuan)话(hua)是(shi)襄(xiang)阳(yang)水(shui)陆(lu)之(zhi)冲(chong)御(yu)寇(kou)要(yao)塞(sai)不(bu)可(ke)弃(qi)也(ye)而(er)且(qie)襄(xiang)阳(yang)这(zhe)个(ge)地(di)方(fang)易(yi)守(shou)难(nan)攻(gong)襄(xiang)阳(yang)城(cheng)北(bei)邻(lin)汉(han)水(shui)与(yu)樊(fan)城(cheng)隔(ge)江(jiang)相(xiang)对(dui)川(chuan)流(liu)湍(tuan)急(ji)汉(han)水(shui)和(he)周(zhou)围(wei)的(de)群(qun)山(shan)可(ke)以(yi)封(feng)堵(du)来(lai)犯(fan)的(de)敌(di)军(jun)的(de)来(lai)路(lu)除(chu)此(ci)之(zhi)外(wai)襄(xiang)阳(yang)这(zhe)个(ge)地(di)方(fang)适(shi)合(he)垦(ken)殖(zhi)尤(you)其(qi)是(shi)襄(xiang)阳(yang)附(fu)近(jin)低(di)山(shan)丘(qiu)陵(ling)之(zhi)间(jian)有(you)很(hen)多(duo)可(ke)耕(geng)种(zhong)的(de)平(ping)地(di)能(neng)给(gei)前(qian)线(xian)的(de)屯(tun)军(jun)提(ti)供(gong)充(chong)足(zu)的(de)粮(liang)食(shi)

那么蒙古大军是如何攻破军事要地襄阳的呢？当时襄阳城在南宋军民数年的建设中成为军事重镇，在多次战斗中击退了蒙军的进攻。元代的统治者为了攻破南宋这个“军事重镇”可以说用了很多心思，据作者整理，蒙军一共用了五项措施拿下了襄阳。黎明，一条十米长、水桶粗、银光灿灿的蜈蚣在山中蜿蜒而行，像是白银浇铸而成，每一节都锃亮而狰狞，划过山石时铿锵作响，火星飞溅。

首先第一项措施是筑围立垒，封锁交通。当时蒙军修筑了大量路障和围墙，阻断襄阳与后方水陆交通线的联系。这样一来，驻守襄阳的守军无法获得粮饷以及器械包括兵员的补充，防守的效率大大降低。

第二项措施就是聚重兵到襄阳，分偏师牵制。忽必烈当时多次派援兵到襄阳，在兵力上形成绝对优势，同时他还让蒙军在两淮、四川等地佯攻宋军，这样襄阳的守军得不到其他地区援兵的支援。

第三项措施就是建造战船，兴练水军。蒙军在襄阳地区的骑兵和步兵受环境影响施展不开，所以后来他们调整战术开始修建战船并日练水军，使得宋军之前的优势变为劣势，致使宋朝水军再不敢逆汉水来攻。

第四项措施就是切断樊城和襄阳的联系。樊城和襄阳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两座城池为了方便联系，之间是搭建浮桥的，所以蒙古的水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蒙军在水军的帮助下，烧断了宋军的浮桥，开始猛攻樊城，因为没有了襄阳的支援，最后樊城很快被攻破。

第五项措施就是重炮的使用。蒙军在攻樊城和襄阳的时候用了当时很先进的“西域炮”。一般认为所谓的西域炮就是抛石机，但作者推断也有可能是火炮，因为《元史》中记载炮弹会使木栅栏燃烧。

总之，襄樊保卫战耗费了六年之久，也使得蒙军元气大伤，可见地理枢纽在战争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襄阳被攻破后，蒙军势如破竹，席卷三吴。襄阳对于南宋政权的作用巨大，东南以襄阳存以襄阳亡。

汉中的山川形势如何影响蜀国之兴衰

汉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四周群山环绕，峡谷纵横，构成了交通往来的巨大障碍。而且汉中北边的秦岭横长约400千米，纵宽100-180千米，海拔多在2000米左右。而且汉中南边的巴山同样绵延千余里，，这两条山脉可以说是四川盆地北部的天然屏障，如果曹魏想攻入蜀国，必须穿过这两条山脉。曹丕曾评价：“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

正如曹丕所说，汉中险要地势确实给曹魏大军西征带来诸多困难和挫折。比如正始五年，当时曹爽、夏侯玄入汉中，受到蜀军阻击，愈月不得进。

但汉中因为蜀军的接连失误，导致汉中丢失，致使蜀国被曹魏所灭。那么蜀国战略部署犯了哪些错误？

作(zuo)者(zhe)总(zong)结(jie)了(le)三(san)点(dian)其(qi)一(yi)主(zhu)力(li)滞(zhi)留(liu)在(zai)沓(ta)中(zhong)没(mei)有(you)及(ji)时(shi)东(dong)调(tiao)主(zhu)要(yao)因(yin)为(wei)当(dang)时(shi)蜀(shu)军(jun)姜(jiang)维(wei)对(dui)北(bei)伐(fa)还(hai)是(shi)有(you)执(zhi)念(nian)其(qi)二(er)后(hou)方(fang)援(yuan)军(jun)支(zhi)援(yuan)缓(huan)慢(man)当(dang)时(shi)如(ru)果(guo)廖(liao)化(hua)和(he)张(zhang)翼(yi)能(neng)及(ji)时(shi)赶(gan)到(dao)汉(han)中(zhong)支(zhi)援(yuan)汉(han)中(zhong)也(ye)不(bu)会(hui)被(bei)魏(wei)军(jun)攻(gong)破(po)但(dan)可(ke)惜(xi)的(de)是(shi)两(liang)位(wei)将(jiang)领(ling)均(jun)没(mei)有(you)及(ji)时(shi)赶(gan)到(dao)其(qi)三(san)用(yong)人(ren)不(bu)当(dang)当(dang)时(shi)汉(han)中(zhong)的(de)守(shou)将(jiang)蒋(jiang)舒(shu)素(su)没(mei)有(you)任(ren)何(he)能(neng)力(li)而(er)且(qie)没(mei)有(you)实(shi)战(zhan)经(jing)验(yan)就(jiu)算(suan)汉(han)中(zhong)守(shou)城(cheng)将(jiang)士(shi)再(zai)英(ying)勇(yong)将(jiang)领(ling)无(wu)能(neng)也(ye)是(shi)白(bai)搭(da)

所以汉中丢失，蜀国北部防御体系全面崩溃。另外魏军可以从多条路线进攻巴蜀，为后来魏军邓艾偷渡景谷道灭蜀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可见汉中的山川形势对蜀国兴衰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战略枢纽与首都的关系

战略枢纽与首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其选址往往受到战略枢纽和基本经济区的双重影响。同时，战略枢纽的得失也直接关系到基本经济区和首都的安全和稳定。

书中作者列举了正面例子和反面案例。

正面例子是秦都咸阳、西汉首都长安均位于关中平原这一基本经济区的中心地带，且远离战略枢纽的边界地带，如果有敌军来犯，可以凭借荥阳至潼关的豫西数百里山险步步为营，设防抗衡，从而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反面案例作者举例洛阳作为东汉和隋唐时期的都城或陪都，因其地理位置接近战略枢纽且缺乏防御纵深，多次在战乱中遭受侵袭。“我觉得这大荒深处可能出了了不得的东西，引起了周围地域一些太古遗种的注意，纷纷赶过去了。

结语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是一部集历史、地理、军事于一体的学术著作。这部作品让读者们见证了无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在地理的舞台上是怎样通过巧妙的战略部署依靠地理环境的特点与对手博弈的。

尤其是书中有很多历史人物对战争的评述以及对地理环境的总结，比如在描述汉中地势险峻，引用曹操的原话：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能拔。“可以让读者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对话中更直观地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以及感受到当时的决策者对于环境特点的心境。

除此之外，本书对于一些战略决策的总结和点评十分清晰且精彩，同时穿插着详细的史料的说明，比如姜维军事部署的内容，作者本身自己并不是盲目评判，而是列举了大量古籍的案例，比如《蜀鉴》的评语：“今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包括一些古人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上的批注，胡三省在批注中对于姜维的评价:“姜维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书此为亡蜀张本”，然后在先贤评论的基础上作者再进行一些评判，这样让读者以古今的视角更全面的理解姜维决策部署的失误的影响以及失误的具体方面是什么。

作者简介：

1952年1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并留校任教，研习秦汉史及古代军事地理，获得博士学位。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先秦战略地理研究》《中国货币发展史》《汉代监狱制度研究》《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等，并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文/袁立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