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掏品新闻2019年10月20日,方励陪伴来自英国的英军战俘后人们乘船抵达“里斯本丸”沉船海域,在距离沉船30米的海面,他们撒下了白玫瑰花瓣,祭奠逝去的亲人。
对话人:
方励 北京劳雷影业有限公司总裁、《里斯本丸沉没》导演兼制片人
邵岭 本报记者
1942年9月底,1800多名盟军战俘被关进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船舱,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丸”在海上行驶三天后,在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日军为防止战俘逃跑,企图把所有战俘埋葬在这片海域;此时,有200多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上去将落入水中的战俘救起。
2024年9月,首次全面讲述这段历史的影片《里斯本丸沉没》正式公映,在评分网站上获得了9.2的高分。搜寻沉船、寻访亲历者和见证人、搜集资料、制作电影,方励和他的团队整整花了八年时间。在与本报的独家对话中,他说对于那场历史的打捞和讲述就像一场接力跑,而他也只是跑了其中的一棒。
——编者
文汇报:首先祝贺《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首映之后正式公映。可否介绍一下通过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方励:这部影片在类型上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纪录片,我们将它定义为纪录剧情片。这就与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相关:它不是讲历史,而是讲人的故事。讲历史只是电影中很小一部分,只占了不到20%,更多是讲人的命运,人的遭遇,讲一个大的战争里关于家庭,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人性的光辉。它是人的历史,而不只是战争的历史。如果只是讲战争的历史,不需要那么长的篇幅和那么大的屏幕。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做成一部大银幕电影,因为你在小屏幕前面看的话,只是看信息,感受不到人的情感,人的呼吸;这是光影包裹的沉浸式的大银幕的魅力,和在小屏幕上看完全是两回事。包括你看我们在音效方面,不管是水声、枪声、人声,也是全部追求真实的,完全把它当作一部战争片来制作。
文汇报:类型的独特性是不是意味着制作链条上很多环节都是首创的,没有先例可循?创制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方励:我们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试出来的。
BBC拍过一部《从纳粹手中救出的孩子们》,也是剧情纪录片。为了拍摄《里斯本丸》,我们还专门研究过这部片子,甚至做了实验,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借鉴它的拍摄手法。它在历史还原部分使用了真人扮演,但因为它基本上只有一两个主要人物,所以这么做是可以的,而我们展现的是群像,基本上是一部战争片,有那么多的士兵,如果真人扮演,成本大且容易让观看的人跳戏。因为我们有口述历史,有回忆录,有照片,太真实了,演员不管怎么表演都不可能实现对历史的还原。
也试过一些别的办法,包括花去一年半的时间进行3D动态和表情捕捉,也不行,最终才决定选择三渲二动画还原,就是大家现在在影片中所看到的。这是整部电影中最难的部分,花了四年时间。当然叙事、剪辑、故事的架构等等也很难,但是这些部分再难,也只花了两年时间。石村不是很大,男女老少加起来能有三百多人,屋子都是巨石砌成的,简朴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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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可能很多人此前看过报道,会以为搜寻沉船、寻找历史见证人是最难的部分,现在看来那只是开始。为什么在动画部分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动画在影片中承载了怎样的功能?
方励:如果没有动画,我们把它拍成大银幕电影的意义就没有了,就做成在电视上播出的资料片或者专题片就可以了。动画承担的就是历史还原的那一部分,还原舱外的甲板、空间的逼仄、鱼雷如何击中船身、梯子如何断裂等。我们要让观众一下子就能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历史战争的氛围,感受战俘是如何被残酷地虐待,他们是被关押在怎样黑暗、狭窄、如地狱般的空间里。不然观众一边听画外音的讲述,一边还要分心去想象那个场景,效果就会打折扣。最后,几十名青壮年男子在村头集合,由族长石云峰带着来到旁边的雷击木前,对着老柳树认真祈祷。
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可以留白,这段历史距离今天的观众太远了,无法留白。更重要的是,如果影片不去还原和呈现那个场面,不去还原和呈现日军的暴行,不去还原和呈现战俘当时所陷入的那个无比绝望的境地,不去还原和呈现一个船舱里面1000多战俘、水淹进来之后他们无法逃生于是手挽着手唱着歌沉入了水下……如果不去还原和呈现所有这些,今天乃至今后的观众,如何理解当年我们的渔民冒着枪林弹雨、划着舢板救起384位战俘这一英勇行为背后的大义?“外界啊”老人露出回忆之色,阵出神与怅然后才道:“世界太,广袤无垠,从域到另域动辄数以百万里,没人知道真正有多么广阔,个人徒步走上辈子也走不出域之地,荒茫茫无尽。
这是只有影像、只有技术能够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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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我可能不这样想,因为年轻,觉得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生命越接近倒计时,就越觉得要给未来的孩子们做一些事。我自己会很感恩一代一代的电影人,因为电影是最立体的,他们用电影为我们留住了历史。打开影像,曾经的时代就扑面而来。所以我也总是跟我们的制作团队和创作团队讲:我们能不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电影上映以来,观众给我的反馈让我特别欣慰,说明我和大家在内心情感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产生共鸣的,是可以留传给后人的。这些盟军的战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在怀念故乡,怀念亲人;少尉把自己仅有的救生圈摘下来给了一个士兵;军官临死前托战友转告自己的妻子:请你转告她,我已经拼尽了全力想与她团聚。更不用说中国的渔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们,救上来之后把自己家里仅有的口粮衣服捐献出来给他们。这是多么动人的人性光辉啊!这是我们这部影片最想传递给观众的。
我常常说这就像一场接力跑。20年前,英国历史学者托尼·班纳姆在多年调研的基础上写了一本书,叫《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知道我要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把书的内容无偿地分享给了我,就像是把接力棒交到了我手里。我又往前跑了一程,在书所提供的战争部分的基础上继续深挖里面的人性故事,然后把它影像化地呈现出来。第三棒,我要把它交给观众,这一代的观众,下一代的观众。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发声,让这个发生在中国的、几乎被淹没了82年的故事,能够被世界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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