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生酒店-掏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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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人物

(ID:meirirenwu)

作者:谢紫怡

编辑:Yang

超高层办公,地下室吃饭

中(zhong)午(wu)1(1)2(2)点(dian)国(guo)贸(mao)C(C)B(B)D(D)最(zui)拥(yong)挤(ji)的(de)地(di)方(fang)是(shi)各(ge)种(zhong)写(xie)字(zi)楼(lou)B(B)1(1)层(ceng)的(de)饭(fan)店(dian)客(ke)单(dan)价(jia)越(yue)低(di)的(de)地(di)方(fang)往(wang)往(wang)有(you)着(zhe)更(geng)长(chang)的(de)队(dui)伍(wu)

依托国贸大厦的国贸商城,是北京的高端商场之一。根据大众点评的价格,这里最贵的一家意大利菜,人均在1178元,单人套餐需要提前预定。和爱马仕、GUCCI、LV牢牢占据一层不同,饭店所在的楼层越低,代表着更低的价格。但在这里,哪怕是B1,只要想好好坐下吃一顿饭,人均价格也要在百元上下。

今年9月,国贸商城的B1新开了一家贝果店,均价超过40元。刚开业时,促销折扣让门口总有长队。在附近杂志社工作的亚芳,尝了一个最畅销的香葱韭菜味贝果,她觉得不过是“两片面包里放奶油,奶油里是韭菜”。在国贸觅食,她总有一些戳穿华丽包装的瞬间,比如卖轻食的阿姨用河南话交流的时候,她试着脑补她们的心声:“这些妮儿的钱真好挣,几片叶子几个苹果渣子就卖48、58。”

国贸商城B1的贝果店。(图/每日人物摄)

只有在这里工作的足够久,才会知道,在国贸西楼的B2层,藏着一个人均30元的食堂,叫国贸食社。据说,只有拥有国贸写字楼门卡的人才能进入,并不对外营业。所有人都能进的平价美食区,需要走出商城,来到隔壁的北京共享际5L饭店。这里有一片能容纳几百人的美食广场,称重的自助餐、牛肉面、麻辣烫和水果捞,应有尽有。亚芳是这里的常客,今年她感受到自助午餐似乎变得更便宜了,“去年还动辄要花四五十,现在怎么称都只要二十元多了”。

国贸商城三期隔一条马路,是北京嘉里中心。这里虽然没有奢侈品大牌的加持,但依旧不是便宜的所在。B1的饭店被清晰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拥有独立门店的西贡妈妈、坦坦大炉等,一份火车头河粉要花69元;另一类是在开放就餐区域的三姐老友粉、何记虾爆鳝面等,它们共用餐椅,价格低到了四五十元。

人群的多寡也依此划分。同样是主打粉面,老友粉的队伍已经排出几道弯的时候,西贡妈妈进门就有座位。Cindy是其中排队的一员,她曾在国贸一家红圈律所工作,主要做跨境并购、私募股权融资。四年前刚入职时,她还会和同事一起探索国贸商城楼上的黑珍珠、米其林餐厅。差不多从去年开始,这样的聚餐少了,她转战到嘉里中心的B1,午饭的价格,也跟着降了下来。

但无论在哪儿吃午饭,Cindy都谨记:聊天要小心。一般来说,Cindy和同事都会尽量压低声音,或者用代号称呼人和事。因为谁也不知道,隔壁桌会不会坐着同行,或是金融项目上有合作的甲方。

北京国贸CBD,是中国财富版图中最重要的坐标之一,繁荣的奶与蜜之地。这里不仅汇聚了投行商行、保险证券、私募VC、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一些世界500强企业、律师事务所,以及传媒公司也在此扎堆。穿着西装衬衣,挂着粉色、红色、绿色工作牌的人们匆匆穿行,代表了年轻人们对白领、精英工作最高的想象。

(图/pexels)

在这里,国贸大厦、嘉里中心等摩天大楼耸入云端,构成了CBD,乃至整个北京的天际线。Cindy工作的办公室,在一个大楼的三十多层,从明亮的落地窗看出去,并不是想象中的一望无际,视线会被另一座更高的楼挡住,玻璃幕墙上,反射着白花花的光。

到了中午,无数像Cindy一样的国贸白领,从大楼高层的格子间出来,坐上电梯,一路向下,又汇聚在B1、B2层的一个个小小饭馆之中。只要“抠抠搜搜”,总会找到更便宜的价格。有人说:“你以为的国贸白领,每天都在西餐厅里约客户谈生意,实际上他们都挤在各种小店里,抢着吃十几块钱不限量的回锅肉、饺子和面条。”

今年5月,盒马鲜生北京国贸财富中心店,搬到了距CBD中心更远一些的世贸天阶。在财富中心楼上工作的人们,失去了盒马的午饭。但跨过一条街,位于远洋光华国际B1的黎庭华熹美食街成了更加实惠的选择。

一样实惠的还有位于国贸商城中区西侧的中海广场。从扶梯下到B1,第一眼看到的是麦当劳,隔壁是一家粤菜龙记茶餐厅,再旁边是和府捞面。

继(ji)续(xu)向(xiang)里(li)走(zou)是(shi)一(yi)片(pian)档(dang)口(kou)式(shi)的(de)食(shi)堂(tang)烤(kao)冷(leng)面(mian)兰(lan)州(zhou)拉(la)面(mian)瓦(wa)罐(guan)汤(tang)烧(shao)腊(la)饭(fan)都(dou)是(shi)人(ren)均(jun)不(bu)到(dao)3(3)0元(yuan)的(de)品(pin)类(lei)量(liang)大(da)管(guan)饱(bao)来(lai)这(zhe)里(li)吃(chi)饭(fan)的(de)人(ren)们(men)需(xu)要(yao)自(zi)己(ji)端(duan)着(zhe)盘(pan)子(zi)在(zai)略(lve)显(xian)拥(yong)挤(ji)的(de)过(guo)道(dao)中(zhong)寻(xun)找(zhao)座(zuo)位(wei)午(wu)餐(can)高(gao)峰(feng)期(qi)大(da)部(bu)分(fen)桌(zhuo)子(zi)上(shang)都(dou)留(liu)有(you)上(shang)一(yi)位(wei)客(ke)人(ren)的(de)痕(hen)迹(ji)大(da)家(jia)坐(zuo)下(xia)的(de)第(di)一(yi)件(jian)事(shi)是(shi)寻(xun)找(zhao)纸(zhi)巾(jin)空(kong)气(qi)里(li)飘(piao)着(zhe)若(ruo)有(you)似(si)无(wu)的(de)油(you)烟(yan)味(wei)道(dao)混(hun)杂(za)着(zhe)食(shi)物(wu)的(de)香(xiang)气(qi)热(re)腾(teng)腾(teng)地(di)包(bao)围(wei)着(zhe)不(bu)断(duan)涌(yong)入(ru)的(de)打(da)工(gong)人(ren)” 小不点在半岁时就失去了父母,是吃百兽奶长大的,而今已经一岁零几个月了,若是寻常的孩子早该断奶了,而他却依旧吃的很香甜,不肯断掉,常被大一些的孩子取笑。

(图/《装腔启示录》)

香港人胡兆彤是龙记茶餐厅的创始人。20年前的龙记,原本开在京伦饭店旁边写字楼的一层和二层。“九几年,我们一杯奶茶就卖10块,而当时的员工工资只有300块。”到了2010年,写字楼要重建,龙记就这样搬到了中海广场的B1,一待就是14年。

相(xiang)比(bi)于(yu)一(yi)楼(lou)B(B)1(1)的(de)房(fang)租(zu)能(neng)便(bian)宜(yi)几(ji)乎(hu)一(yi)半(ban)几(ji)乎(hu)每(mei)天(tian)中(zhong)午(wu)都(dou)能(neng)看(kan)到(dao)胡(hu)兆(zhao)彤(tong)在(zai)自(zi)家(jia)店(dian)门(men)口(kou)招(zhao)揽(lan)生(sheng)意(yi)的(de)身(shen)影(ying)他(ta)说(shuo)最(zui)早(zao)来(lai)店(dian)里(li)吃(chi)饭(fan)的(de)都(dou)是(shi)做(zuo)贸(mao)易(yi)的(de)香(xiang)港(gang)人(ren)东(dong)南(nan)亚(ya)人(ren)现(xian)在(zai)几(ji)乎(hu)都(dou)是(shi)周(zhou)围(wei)写(xie)字(zi)楼(lou)的(de)上(shang)班(ban)族(zu)

占据中海广场B1最中间位置的是一家日料店,曾经被戏称为“丰田的食堂”。丰田汽车公司就在楼上,早几年经常能看到日本人在这里聚餐。不过,去年以来,丰田开始减产,开启了一波大规模裁员,部分日本员工离开,那家日料店的日本老板也走了,店铺被一位中国厨师接手。

电视剧《装腔启示录》中,描绘了这样一群都市白领——他们衣着光鲜,是金融与法律行业的精英,每天被摩天大楼环绕,沉浸在消费主义的光环与诱惑之中,但工作的疲惫和生活的压力,只有自己才能深刻体会。

他们既是脚踩高跟鞋、手持文件、在各个会议室间迅速穿梭,用流利的中英文敲定数千万融资项目的人,也是那些在地下一层的食堂里,端着餐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排队,花20元就能简单解决一顿午餐的人。

上攀与下行

在成为国贸CBD之前,这里叫大北窑。一些公交站还保留着这个名字,而每日在这里穿梭的人们却很少这么叫它。

这里是北京地租最高的地方,平均约为每月462元/平方米。一个上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月租至少超过4万元‌。这里也是北京高楼最多的地方,中国尊以500多米的高度,108层的层级,被称为北京第一高楼。

高楼给人一种可以仰望的感觉。“好像我的人生也可以随着时间和经历的增加,一层层往上攀。”作为律师,小西在朝阳区待了6年。她曾在与SKP相连的华贸写字楼工作过,身处三十多层的办公室,她仍有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渺小感。尽管因为面试、实习、工作,跑过无数次,她还是很容易就迷失在国贸和大望路之间。

2020年,Cindy怀着憧憬入行时,还对未来充满信心。私募股权市场在2021年还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那是很多律师事务疯狂扩张的一年。和Cindy一级的同学,基本上都去了类似的机构,最忙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同时得做七八个项目。

国贸聚集了一批律师事务所。(图/《装腔启示录》)

但谁也没有想到,行业在三四年之间就发生了变化。股权市场的交易越来越不活跃,项目的质量下降,数量减少,客户的付费意愿也变差了。“从2023年开始走下坡路,陆陆续续地,公司不再招新人,被动和主动离职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当效益不好,大家都在煎熬的时候,公司又加了新的考评机制。据Cindy观察,她所在的工作大群,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离开了。

在国贸CBD工作的人,正在不断变少。中海广场B1美食城的招商经理阿川说,他感到中午在B1吃饭的人,少了差不多一半。

阿川的工作是美食城和商铺之间的中间人。他先承包美食城,负责装修,再出租给想要入驻的商铺,收取租金或者提成。本质上说,他和商铺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但现在生意不好做,数据并不理想,“我们都在硬撑,基本上有80%的店都不挣钱”。

这几个月,和合谷、海盗虾饭、食通天,几个原本做得还不错的餐饮品牌都离开了。阿川算了一笔账,以和合谷为例,5位标准员工,1个月的人力成本就要2万多元。再加上房租水电、日常食材、餐饮订货的所有开支,就得10万块钱。“一天要卖6000块钱以上才能挣钱,其中还有一部分利润得给公司。”

这些离开的品牌中,很多都是半预制菜,靠稳定的口味和快速的出餐,流行一时。但近几年,年轻人们开始追求更有锅气的食物,现炒的快餐,现煮的粉面,都成为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图/《装腔启示录》)

生意不理想,阿川也在思考办法。他开始在招商的时候,更在意品牌效应。那些已经有点知名度的品牌,抗压能力更强,也更容易带动整个美食城的客流。已经开了5年的贵凤凰米粉,因为上了大众点评的人气榜,哪怕在周末,也能吸引到不少人专门来这里打卡。他还在打算重新装修美食城,日常也在督促商户们提高服务的品质。

餐馆们自己也在想办法自救。3年前入驻中海广场B1的和府捞面,最近半年内两次官宣降价。从刚开始时的一碗面四五十元,到现在均价在16-29元。为了拉动非午餐时段的客流,嘉里中心B1的三姐老友粉,推出了7折的套餐,但只能在每天中午1点半之后使用。

公司在降本增效,餐饮店在打折促销,个人也在消费降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Cindy调整了自己的消费习惯,开始认真存钱。咖啡从星巴克、Peet's,变成了9块9的瑞幸、库迪,去Manner一定要自带杯,每次都能减5块。为了节省工作开支,她还和朋友合开了企查查的账号。回到家里,290元的卡诗护发素变成了21.9元的蜂花。“虽然夜里不平静,但白天倒是没有什么异常,我带些人出去,小心一点应该没问题。

不管是上班还是回家,再也不打车了。她开通了骑车月卡,两个星期就把会员费挣回来了。小不点上前走了两步,将块比他还高的青石抱了起来。

中午之后

当午餐时间结束,国贸CBD的各个B1层餐饮区都逐渐由热闹转为宁静。

白领们纷纷散去,留下一片空旷的桌椅。接管这里的人,是休息的店员和外卖员们。档口的工作人员开始清洗碗碟和锅具,空气中是菜肴的余香和油烟气息。几位外卖员在快速吃饭补充能量,只不过有人吃的是中饭,有人是晚饭,还有几位躺在按摩椅上小憩。暂时没有客人的店铺,关了灯,黑暗处传来短视频里微弱的笑声。

中海广场内,下午休息时。(图/每日人物摄)

44岁的崔国志正大口吃着一碗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米饭,旁边是一罐2升的瓶装水,被他时不时地拿起来,大口往嘴里灌。他面前的菜是炒白菜和土豆鸡块,一荤两素的组合,只要12块,这是一家卖米线的档口,专门出售的“外卖员餐”。

很多B1的餐饮店,都有这样的“特供”。在下午1点到5点,以及晚上8点后的特定时间段,外卖员只需十几块就能买到拉面、便当。

自从跑外卖以来,崔国志每天只吃两顿饭。他买了一个空气炸锅,早上自己做玉米和红薯,下午就在B1找一顿“外卖员餐”。他干了十五六年的厨师,一个月到手7000元。如今,跟着亲戚从东北到北京送外卖,月收入能过万了。“一个月得跑....”他边说边算,这时系统突然提醒,休息时间还有9分钟就要结束,他马上要去接下一单星巴克的外卖了。

国贸站的美团专送团队共有32名外卖员,附近3公里的麦当劳、喜茶、星巴克、汉堡王等的快餐配送,都由他们负责。大家选这里,是因为“客单价”相对高,跑一单能挣8块。2004年出生的常岳,一个月可以跑七八百单。有时他会不理解,“50块一个的汉堡,我不知道那玩意有啥好吃的。”

外卖员最多同时送三个单,系统会自动分配相同的方向。因为一单有20分钟的限时,他们更喜欢能直接放到楼下,或者不用等电梯的单子。常岳最怕去的地方是建外soho,午餐高峰时坐电梯,“上去了基本上下不来”。还有送晚餐去富力城的路上,有时电动车都堵到难以前进。

世纪财富中心前的外卖柜。(图/每日人物摄)

当夜幕降临,很多店的打折活动也开始了。晚上7点,国贸商城B2的Ole超市的服务员,开始把降价的标签贴在寿司、手撕鸡、盒饭等需要当天卖完的货品上。不少人从晚上6点多就等在那里,为的就是这一刻的到来。

还有一些人,会继续选择在B1结束自己的晚饭。和午饭的匆忙不同,这里有加班的年轻人,也有一些已经下班的中年人,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希望拉长回家前最后一点私人时间。

接近9点,美食城几乎收摊了,但不少国贸打工人的工作还未结束。“那些高楼的繁华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小西领会到的。一次加班到凌晨一点,她站在33层的SK大厦俯瞰,灯光如流水般闪烁,车辆穿梭不息,城市依旧繁忙。但当她想离开这里时,却发现打车软件上还排着长长的队。

Cindy也经常加班,她的晚餐常常是简便的快餐,靠吉野家、赛百味或者汉堡王来解决。每逢周五下班,为了释放一周的工作压力,她会和同事一起聚餐,吃太二酸菜鱼,或者一起去世贸天阶、三里屯的酒吧放松,去更远的地方,是为了远离班味。当然,消费降级后,这些聚会都成为过去式了。

今年4月,Cindy从红圈律所离职,感到一种解脱的爽感。她的新工作是在金融街的一家公司做法务,属于央企下面的私募基金机构。新单位配备了食堂,这让她在吃什么的问题上省心不少。

在国贸、华茂时,她曾好奇,工作日的下午,为什么还有人能悠闲地逛商场?这个困惑怕是永远没有答案。不过,能够确定的是,工作日的夜幕里,一定有一个国贸打工人,等着超市降价标签贴上之后,拎着自己的晚饭,走向家的方向。

国贸商城B2的Ole超市里,贴着打折标签的食物。(图/每日人物摄)

(除胡兆彤外,文中均为化名)

发布于: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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